西班牙旅行笔记(66)_林达

六六

　　1938年4月15日，佛朗哥军队占领地中海海边的渔村维那罗斯（Vinaroz），把共和派占领区一分为二。一部分是以马德里为核心的中心地区，另一部分是以巴塞罗那为首的东部地区。

　　共和派一边人心涣散，失败主义情绪开始蔓延。国防部长早就是一个失败主义者，总理内格林不得不命令他辞职。总统阿萨尼亚也倾向于放弃抵抗。只有内格林还认为应该坚持抵抗到底。斯大林似乎也想从西班牙内战中抽身，他要西班牙共和政府中的共产党人辞职。但是，在内格林组织的新内阁里，物色了更多的共产党人担任重要职务。内格林本人并不亲共，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依靠共产党人来继续这场战争。

　　我们是在离开西班牙的前一天，从毕尔巴鄂一路坐火车下来，在前往巴塞罗那的路途中，遇见埃波罗河的。在将近七十年前的1938年7月，这里有过一场大战。

　　1937年7月24日半夜，共和派的军队突然出乎意料地渡过埃波罗河，发动进攻。这次军事行动，不是如往常那样由俄国和第三国际军事顾问制订的计划，而是少数仍然忠于共和派的西班牙将军自己做的主。所谓“埃波罗军”，有七万之众，由西班牙的指挥官摩迪斯托（Juan Modesto）指挥。他是共产党员，原本是个伐木工人，也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受过训，还在摩洛哥的外籍兵团里当过兵。他有很高的军事天赋。这次战役，他有一个苏联军事顾问，其余指挥官都是西班牙的共产党人。

　　可是，埃波罗河战役完全重复了前几个战役的命运。共和派一方先进攻，形成相持，再由佛朗哥军队反攻，迫使共和派退回原地。渡过埃波罗河的大胆军事行动一开始的成功，鼓舞了共和派的士气，可是，佛朗哥一方总是可以迅速地替换新的部队和装备，发起新的进攻；而共和派军队缺乏增援和装备补充，使得胜利难以为继。

　　埃波罗河战役也是内战中最血腥的战役之一。这也是国际纵队参加的最后一次战役。他们打得英勇顽强，也付出了最高的代价，参战七千人，伤亡四分之三。

　　其实，从1938年春天开始，除了这次埃波罗河战役以外，佛朗哥一方开始大规模战略进攻，而共和派只有防守能力了。此时，佛朗哥手里大约还有三十万军队，从人数上说，比共和派一方的军队还少一点儿，但在军事装备和武器上的优势明显增强。交到苏联人手上的西班牙国库的黄金，虽然远没有用完，可是，共和派一方没有拿到他们需要的装备。

　　苏联开始打自己的算盘。

　　内战打到这个时候，一方面，国际形势处于一种很危险的状态，一般国家的政府，都不愿意因为插手西班牙内战而引发世界大战。同时，内战双方的极端面目，也使得各国都不太愿意介入并且很坚决地帮助某一方。这个时候，很多人都能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当时共和政府的总理内格林，就希望西班牙内战能拖到大战爆发。这样，世界就被迫划分为两方。西班牙共和政府就可以成为世界大战的一方，也就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援了。

　　可是，国际形势突然变得对共和派十分不利。“慕尼黑协定”以后，英法以为绥靖政策有效，可以维持和平，更希望把西班牙冲突局限在国内战争，而避免变成欧洲范围的冲突。斯大林更是把同德意的和约放在自己利益的天平上，甚至在和纳粹德国协商，今后如何一起瓜分波兰。也就是说，西班牙内战双方的国际支持者，在背后悄悄地拉手。苏联开始减少和中止了对西班牙共和派的军援，法国则关闭了边境，使军火更难运进西班牙。

　　尽管在埃波罗河战役后期，佛朗哥依靠空中优势发动反攻，还是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才重新夺回几天里失去的土地。此时两军都已筋疲力尽。但是“慕尼黑协定”使得形势急转直下。共和国军失去了武器装备的补充来源。西班牙国库在共和政府手里，佛朗哥手里没有钱，此时他为了得到德意的继续军援，答应将来德国从西班牙取得重要的军用物资矿产，用这个承诺换得德意继续军援，从而发起最后的进攻。

　　此刻，国际纵队宣布撤离西班牙。有人说是斯大林下的令，有人说是总理内格林的决定。不管怎么说，只有这两个人能够下这个命令。1938年初秋，国际纵队剩余的人员陆续离开西班牙。西班牙共产党著名的女革命家“热情之花”发表了催人泪下的讲话。她说：“你们可以骄傲地离开了，你们就是历史，你们就是传奇，你们是民主团结的英雄榜样。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当和平的橄榄树重发萌芽，当西班牙共和国的胜利花朵开放的时候，请你们回来！请你们再回到我们这边，在这里，你们没有国家的人可以找到国家，失去朋友的人可以找到朋友，你们，所有的人，西班牙人民从今天起，会怀着对你们的爱和感激之情高呼：‘国际纵队的英雄们万岁！’”

　　不知道曾经被西班牙共产党追杀的奥威尔，如果在英国看到这样的讲话该是什么感想。

　　在西班牙内战的共和派一方，有如此之多的矛盾冲突和自相残杀，其中有以苏联主导的第三国际和西班牙共和政府之间的问题，有西班牙共和派各派系自己的问题，也有革命和战争并举的问题。前者影响了内战中此方军事装备这样的“硬件”，后者影响了兵员、士气这样的“软件”。而佛朗哥一方，不论它的诉求是什么，从“技术”上来说，不论内外，都相对简单，可以说是一心一意在打仗。战争的走向，已经很清楚了。

　　就在1938年，奥威尔写出《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作为英国人，奥威尔至少对“民主”有自己的认识。因此，在离开西班牙之后，他写道，“报纸上说这场战争是‘为民主而战’，这明摆着是骗局”，在如此“分崩离析”的一个国家面前，他对西班牙的前景不看好。在西班牙内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就相信战后这个国家可能“不得不”变成一个独裁政府统治的国家。

　　他被公认为最重要的作品，是1945年出版的《动物庄园》和1949年出版的《一九八四》。

　　当真正的1984来临时，很多人对奥威尔的“先知先觉”感到不可思议，人们惊叹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已经看穿了由政权参与、把人性向善的努力变做一种社会改造，隐藏着非常危险的转折点；对私领域的抑制，对大公无私的理想颂扬，很可能造成“公领域”对“私领域”的大规模侵犯，而对竞争本能的遏制，也可能随之扼杀人的创造力。人是有可能被改造的，可是其后果，很可能是被改造成了“行尸走肉”。在理想主义的口号下，表面上的至善很可能走向歧途。

　　促使奥威尔转变的，正是他满腔热情投入的西班牙内战经历。在1938年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本书里，他就提到了“极权主义”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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