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旅行笔记(37)_林达

三七

　　一方面，法国人五年的君主立宪的统治，是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体制的延伸。五年下来，异族迫使西班牙完成的制度变革，几乎成了习惯事实。另一方面，在体制改革上，法国人也小看了西班牙人的智慧。本来，西班牙的体制改革也已经走得很远。法国人统治期间，始终有一个流亡政府，它的核心已经不是国王，而是由议会选出的内阁。那些西班牙智者们一边在和法国人作战，一边却冷静地看到，所谓“法国化”的内核，是体制“近代化”的必然。所以，一边和法国人打得你死我活，一边却在战争中召集议会，一批西班牙的法学家制定了西班牙人自己的第一部宪法：一八一二年宪法。

　　这也是一部君主立宪的宪法，在确认世袭君位的同时，保障公民私有财产，有间接普选制和保障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的条款。有的历史学家甚至认为，这是当时欧洲最进步的一部宪法。可是，宪法对于宗教的条款，又是保守的。它没有宗教自由，而是确立了天主教为国教。但是，它规定撤销宗教法庭，没收宗教法庭的财产。

　　因此，也有历史学家认为，这部进步和保守相交的宪法，是日后西班牙两极分裂的起因。而事实上，我想它只是反映了西班牙的“现状”。要知道，那时天主教士和教徒们正在反侵略的战场上充当主力呢。

　　事实上，法国人伴随侵略和种族蔑视一起推行的改革，是一种极端，它使得西班牙人一提起“法国化”就感到厌恶。法国人在粗暴反宗教的同时，又在西班牙战场上表现出来的残酷和邪恶，才使得西班牙本来温和的保守派中，推出极端的一支，而且拥有大批追随者。当时居住在西班牙的法国人发现，这场战争逼出的西班牙人的爱国热情是宗教性的，并且是“古代”的。这也使得保守的极端派有了一种历史幻觉，认为维持“古代”，是可能的。

　　非常不幸的是，在观点分歧的双方中，只要有一支出现极端派，另一支必定也会分裂出他们的极端派。而通常的规律是，两边的温和派都不可能掌控局面，大幅震荡必然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展开，不走到绝路不会回头。更糟的是，西班牙人在整整五年的法西战争中已经习惯了残酷。

　　法国人被赶走了，可是接下来的西班牙故事，是法国故事慢一拍的翻版。改革过程中走极端的刺激，引出了国内的反弹和左右极端的震荡。在法国，极端保守派的反弹，来自法国大革命对旧有传统的极端藐视。西班牙的类似反弹，却来自一场法国革命军的侵略。在这里，爱国主义、民族自尊和宗教热情叠加，响应的人数更多、更热烈。

　　因此，法国人一走，西班牙内战就已经拉开序幕。

　　十九世纪的法国，就是在共和、称帝、公社、复辟之间不停地倒来倒去，街巷鏖战不止。而西班牙呢，也几乎循着同样的节奏，从法国人离开到1870年伊莎贝尔二世退位的五十几年里，“换了三代王朝，发生了五次武装暴动，制定过五部宪法并更换过十届内阁”。极端保守和极端革命派轮换着镇压对方。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法国的复辟时期，法国的复辟王朝竟然担心西班牙的革命派倒过来影响法国，因此再次出兵西班牙。这次，法军是援助西班牙的保守派，受到西班牙人的热烈欢迎。以前的西班牙“亲法派”，却在法军追击下狼狈逃窜。

　　和法国在国内战争中表现的残酷一样，西班牙人把在法西战争中释放的兽性，毫不收敛地就用在内斗内战中。极端保守的君王，抓住革命党残酷处死。“进步分子”得势，也就烧毁修道院、屠杀修士，行刑队枪声不断。在这样的情况下，温和派自然都不可能长久。只要是有一点头脑都不难看出，大的社会变革中，最理想的模式是双方的温和派的结合。可是，最后总是事与愿违。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岁月，欧洲逐渐工业化。不知不觉中，二十世纪悄然来到。西班牙却在荒唐的混乱中虚掷时光。干旱的田野里，大庄园主和农民的关系还没有解决，城市中工业带来的劳资问题已经接上。迷人的古代，动乱的近代，在不可阻挡地远去，对西班牙来说，它的标志就是殖民地在纷纷独立。西班牙还沉浸在一百年前的迷梦中，遥望美洲，总觉得“海上无敌”，似霸主余威尚在，而美国，一定还只是个乡巴佬的国家。

　　可是，一场发生在古巴的美西战争，使得西班牙彻底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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