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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这一次,法国神话在西班牙彻底破灭。拿破仑对西班牙王室的傲慢和入侵,几乎激怒了所有的西班牙人。1808年5月2日,照那有名的说法,是“整个西班牙都上了街”。马德里人和法国龙骑兵,就冲突在这个太阳门广场。天晓得,阴差阳错,马德里不仅没有跟着法国革命造自己国王的反,倒是提着铁棒、长矛,跟革命后的法国人干上了。

  太阳门起义是老百姓挑战正规军,所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个悲剧。法军先是动用了大炮,平息之后,开始捕捉民众。第二天的5月3日,三十名被法军抓住的西班牙人被带到这里,一批接一批地枪杀了。就在这个广场的九号住宅内,一个西班牙最著名的画家目睹了这场可怖的屠杀。他的感受,我们今天还可以从他留下的《五月之战》中看到。他就是戈雅。这场战争如此深刻地影响了戈雅。1810年后,擅长大幅油画的戈雅,难以抑制地开始用小幅素描表达自己对人性的困惑。一张又一张,画了整整八十五张。八十五张素描全部是战争的残酷景象,或者说,是“人”在“领取”了战争发出的“特殊许可”之后,充分表达的兽性。戈雅把这些素描刻印出来,却不敢公开出版,只是将这些画给了儿子,素描集的题名是“西班牙和波拿巴血腥战争之致命后果及幻想”。

  戈雅是个出名的宫廷画家。十八世纪西班牙王宫中的许多王公贵族乃至年幼的公主、供取乐的侏儒,都因为上了戈雅的画布而流芳于世。晚年的戈雅突然画风大变,那是漫漫无尽头的内心的黑夜,有鬼魅的眼睛一闪一亮,却没有一点希望的曙光。当时的人们甚至指责他在晚年被邪恶的撒旦巫师虏获。可是,看到他的战争悲剧素描系列,我相信那只是一种绝望。法西战争中传达的人性恶,始终惊扰着戈雅的最后岁月。当初在宫廷中出足风头的戈雅,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只有当他进入晚年,他已经不需要再取悦宫廷和大众,画布上只有他内在的探索和苦苦挣扎的时候,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出现了。他把对人性的思考和失望以独特的浓重笔触表达出来,这使他超凡脱俗,在整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画家中别具一格——尽管这个时候,戈雅已经完全不在乎声名了。他的晚期作品,是我们今天在马德里美术馆看到的最震撼人心的收藏。

  马德里的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西班牙的抵抗却全面爆发,民族自尊心空前高涨。这一次法西战争并没有什么像像样样的正规军方阵对峙。法军也很快就占领了大半西班牙,从最北方的比利牛斯山,长驱直入最南端的安达卢西亚。美丽的科尔多瓦被法军洗劫一空。在格拉那达,华盛顿·欧文住过的阿尔汉布拉宫里,满满的都是拿破仑的士兵。他们在里面遍寻摩尔人留下的珍宝不着,恼怒之下还用炸药炸塌了几堵厚墙,也许是怀疑里面有夹层,夹层里有暗藏的宝藏。

  法军占据西班牙却没有征服西班牙。游击队四起,那是西班牙人从罗马时代就发明的战术,西方语言里,“游击战”这个词,就来自西班牙语。西班牙的崇山峻岭是游击战的天然舞台。拿破仑的将军们居然一次次地失利。拿破仑一怒之下把失败的将军投入大牢,自己亲自出马,领精兵二十万强攻马德里。马德里打下来之后,拿破仑把自己的兄长约瑟夫立为西班牙国王。西班牙虽有了约瑟夫·波拿巴的统治,反抗并没有因此停止。法国统治西班牙五年,也整整打了五年。

  法军自然也有强将,其中最出名的一个就是雨果将军。法国本土也有抵抗革命的游击队,雨果将军有着长期与法国游击队征战的经验。因此在西班牙他战绩突出,曾把投降的西班牙游击队首领送上绞架。将军驻守西班牙期间,接来了家眷。他一个十九岁的儿子,跟着母亲和两个兄弟,乘坐包裹着“装甲”的马车,由军人护送,穿越了半个西班牙。他穿过我们也同样穿过的塞哥维亚罗马水道,经过我们也造访过的艾斯科里亚宫,最后来到我们眼前的这个马德里,来到这座戈雅在生活和痛苦着的城市。

  这个法国年轻人也一定曾经在这太阳门广场散步,在戈雅的窗下走过。也许有人指着那扇窗户告诉过他,这里住着一个著名的画家。可是,他一定不知道戈雅的心情。这场他父亲的战争,还有异域的生活,使他变得更为敏感。很多年后,这个曾经入侵西班牙的法国革命将军的儿子维克多·雨果,在书中以他独特的简洁描绘革命和战争。在《九三年》中,他描写了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女人,她的丈夫在法国革命的战争中死了。共和国的士兵和女人有如下对话:

  “谁杀死他的?”

  “我不知道。”

  “怎么?你不知道谁杀死了你的丈夫?”“不知道。”

  “是蓝军,还是白军?”

  “是一颗子弹。”

  对国家、革命和战争来说,你站在哪一边是重要的,对这个女人来说,子弹没有颜色、没有立场。

  西班牙画家戈雅,以冲不破的厚重,撕开战争的幕布,直接袒露人性的黑暗;而法国作家雨果以最素净的白描,诉说人性的挣扎和他们在战争面前的无奈。

  在法国,近代化转折的起始,和革命、暴乱和恐怖纠葛在一起。这样的局面,在当时导致法国政局的反复和动荡,在后来导致人们对这段历史的重大分歧。赞同者指点“平等自由博爱”的旗帜,而反对者则揭开飘扬的旗帜,让人们看到后面也流淌着无辜者的鲜血。到了西班牙这里,发生的故事叫人更是百倍地困惑。西班牙近代化转折的开端,竟然是外国统治者的一场侵略战争来发动的。

  马德里起义将近两个月后的1808年6月至7月间,是约瑟夫·波拿巴给了西班牙第一部标志近代化、却也是类似法国附庸国的宪法。这部宪法当然没有交给西班牙民众投票通过,而是由九十几名所谓自由主义者通过的。那些被“启蒙”、曾经赞成西班牙“法国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现在大多数只能先放下他们合理的追求,保家卫国。剩余的那些从理念出发的书呆子,坚持认同拿破仑对西班牙进行改革的人,被同胞看成“约瑟夫分子”、“亲法分子”,“西奸”当然一点也不奇怪。一系列改革措施随之进行。已经在法国称帝的拿破仑,下令关闭了三分之二的西班牙修道院。他的兄长、西班牙的新国王约瑟夫·波拿巴关闭了其余的三分之一。入侵的法国统治者替你立宪,西班牙原来的改革派,是赞同好还是反对好?在历史对他们开的玩笑面前,他们张大了嘴巴,却说不出话来。

  理直气壮地争取到了最大多数民众支持的,是西班牙的传统保守力量。“西班牙,自由,上帝,国王”比任何时候都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

  五年之后,拿破仑被迫把西班牙交还给了西班牙人。1813年4月,约瑟夫·波拿巴在离开西班牙之后,再也没有回到他统治了五年的异国土地。他的弟弟法王拿破仑说:“西班牙表现为一个重视荣誉的整体,我无话可说,只能承认,他们赢了。”

  不仅仅是荣誉,拿破仑只说对了一半,还有信仰。今天人们评判近代西班牙的保守民众,常常是贬抑的,那就是拿破仑当年的看法,以为西班牙民众是落后愚昧和土气的。可是,在古代向近代转折的历史关口,与人类始终共存的一个精神核心,是需要非常小心对待的,那就是宗教。改革世俗社会的宗教组织是一回事情,而藐视人的信仰,那是另一回事。

  一些非常有悟性的法国人,慢慢明白过来。在法国统治时期,长期生活在马德里的法国军官罗卡在《回忆录》中说,法国人在战场上的胜利,并不能使得西班牙人屈服,因为法国试图在打击的,“是所有的人,每一个人的灵魂,而这样的目标,是炮弹刺刀不可能击中的”。法国将军拉内,在强行攻下西班牙重要城池萨拉戈萨之后,他所看到的场面使他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他留给后人的话是,“攻击人们的信仰,那实在是一个错误”。把信仰等同于愚昧,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在传统社会改革中,要小心翼翼对待的,又岂止一个宗教。

  没有一个人像戈雅那样,懂得西班牙在这五年中真正受到的伤害。历史书记载说,在这五年中,有五十万法国人死在西班牙,没有人告诉我们,死亡的西班牙人有多少。戈雅的战争悲剧系列,细节写实地罗列了这场战争释放的兽性。而残酷是双方的,法军烧杀奸淫和抢劫,西班牙人也酷刑折磨和大批屠杀法军俘虏。

  那是埋在西班牙干旱的土地里的一颗危险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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