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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犹太人。他们是少数族裔,没有人会顾及他们,他们不在条约之列。

  今天,我们在安达卢西亚的城市游荡时,这些城市的古老城区,无一例外地有大片大片的幽静住宅,围着一个个小小的花园和小广场。今天,一些小饭店就开在这样的地方。这里反正不怎么下雨,小广场的树下,就摆着一张张铺着淳朴可爱小桌布的餐桌。游人们来到这里,依依不舍地一圈圈转着,没有什么目标,只是因为这里的气氛和环境都舒服。它本来是住宅区,所以感觉是温馨的平凡。仔细看看那些连排式住宅,都不是什么今人眼中的豪宅,它们只是都很有味道,看得出当年这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社区。这些社区都叫做犹太区。

  在美国,我们也有了犹太人朋友后,才发现他们和中国人有很相像的地方。例如,他们对家庭、血缘关系都很重视,亲亲戚戚,一大家子,会维持很紧密的联系。他们也很重视孩子的教育。人们总是有一种误解,认为犹太人很商人气,因为他们只要经商,总是很成功。所以在这方面很“抢眼”。其实在犹太人的传统文化中,他们非常重视人文方面的成就,甚至很多家庭对经商有偏见。就是说,假如家里的孩子经商成功,大家固然很高兴,可是总觉得还缺了什么。唯有在这个家庭出了一个教授、一个医生、一个学者的时候,他们才觉得是“光宗耀祖”了。他们非常重视精神上的内在探索,他们的宗教传统更为内省、更为根深蒂固。

  这些民族的优点,使得犹太人很容易在任何社会脱颖而出,变得成功而富裕。我有时候都觉得,他们的存在是对一个个社会群体的检验。怎么说呢?常常是这样,当一个社会发展的时候,社会需要犹太人的智慧和努力,而当社会发展起来之后,犹太人的富裕又开始遭人嫉恨。人是多么可怜的一种造物。以致犹太人千年来几乎被全世界驱赶,终于在纳粹的迫害中几近灭绝。

  坐在西班牙的犹太人区里,几乎不可能不联想到今天的巴以冲突。因为,历史的发展太戏剧性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并不是天生不能协调的死敌。在摩尔人西班牙时期,两个民族很好地共处过,这一个个西班牙南方城市的犹太人区,就是在摩尔人时期形成的。在那个时候,阿拉伯世界不仅是经济强盛,在文化上也处于非常自信的巅峰状态,十分宽容。相反,那时是天主教非常没有自信和褊狭的时期。

  然而,在我们走过的西班牙一个个城市里,在托雷多、在塞维利亚、在科尔多瓦,今天我们漫步其间的美丽犹太人区,已经没有犹太人了。

  在格拉那达的投降协议里,摩尔人君主只提及对摩尔人的照顾条款,没有提到犹太人。因此,西班牙的两位天主教君主,迁怒于长期和阿拉伯人合作的犹太人,也出于宗教的褊狭,立即开始对犹太人的大规模驱逐,只给三个月的期限。

  犹太人被驱赶的情景,在一些历史书中被记述。整个民族从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被驱逐,无疑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历史记载着,当犹太人被迫离开家园的时候,常常让小提琴手做先导,教士们在一旁陪伴、鼓舞众人。这让我想起,我们在一个著名的电影——《屋顶上的小提琴手》里看到过这样的场面,虽然那个电影描述的是犹太人后来在东欧被驱逐的状况。

  看到历史记载和犹太人自己描述的被驱赶场面吻合,我曾经很诧异。我在想,这真的曾经如此发生?历史场面是这样代代相传下来的吗?抑或,这只是一个民族,希望他们一代代的后人以这样的方式记忆,记住一个民族面对厄运的精神?——不是激发仇恨,而是走向一种更正面的宗教追求?

  这种精神在各个民族的宗教探索中日趋上升,面对迫害他们的强者,他们充满怜悯。他们开始懂得,人的快乐,是来自于对自己从善的信心,哪怕你是弱的、哪怕你正面对着一个强势力量,你不可能“取胜”,但你有自己的精神乐土。如果你愤恨,你就和对方站到了同一个平面上;只有当你开始怜悯对方,你才终于有能力离开了脚下可悲的境地,你的心开始有能力随着提琴的旋律上升了,你自己就有希望了。人对宗教的寻求,正是循着这样一条路径在走。当一个民族有这样的精神,一个民族就有希望了。面对厄运灾难的态度,面对历史的态度,在表现一个民族内在的力量,也在塑造它的未来。

  从西班牙回来后,我们看到一个故事:在欧洲某国的一个女子,一直发现自己家族里默默保持着一些特别的习惯,直到最近她才知道,自己一家是当年从西班牙被驱赶出来并被迫改宗的犹太人后裔。犹太民族在这个世界上持续不安全的境遇,使得那种恐惧一直传承下来。他们悄悄带领自己的孩子维持犹太人的一些宗教习俗,每一代人直到老人去世前,才敢告诉下一代他们是犹太人,秘密就这样一代代传下来。现在,得知家族真相后,这位女士才鼓起勇气,去犹太教堂回归。这样的真实故事,也近似地发生在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身上,她在获得总统任命之后,才惊讶地从无孔不入挖掘新闻的记者那里得知,自己其实是一个犹太人。

  这批在1492年以后从西班牙被驱离的犹太人,成为犹太人中非常特殊的一群。他们的后裔今天有整整两百万人,仍然代代相传地讲着一种古老的犹太人方言,被称为塞法丁人(Sephardim)。他们散布在世界各地,其中有将近三十万人在以色列,有四万人在美国。

  摩尔君主在格拉那达投降前的协议,使得西班牙对摩尔人的驱赶,比对于犹太人的驱赶整整晚了一百年。这个时候,他们被称为摩里斯科,那是对已经改信天主教的摩尔人的称呼。西班牙历代国王,并没有严格遵守协议,一直在逼迫留下的摩尔人改变宗教,最后引起了两次暴动,成为一百年后驱赶摩尔人的重要起因。宗教、政治纠葛的最大受害者,是被波及的、只想平安度日的百姓。十七世纪初,被驱赶的摩里斯科有二十万人。

  从西班牙回来,我们买了一些有关的书籍,其中最令人爱不释手的,是一本老旧的、有些页面透着水渍的摄影作品集。作者是一个德国摄影师,照片摄于二十世纪初。他带着一个蔡斯照相机,独自在西班牙旅行了四万五千公里。就在格拉那达附近,他来到一个偏远的村庄,那里的村民,还自称自己是格拉那达王国的人。他大为惊讶,那个摩尔人王国五百年前就被灭了啊!这些村民就是所谓的摩里斯科,他们是驱赶浪潮的幸存者。幸存的原因显然是地域偏远。他们宣称自己都是受洗的基督徒,可是这位德国摄影师面前的西班牙妇女,都从头到脚,严密地包裹在大大的黑色斗篷里,简直什么都没有露出来——伊斯兰的宗教习惯仍然顽强地保存在这些乡村妇女身上,保存了整整五百年。万分庆幸的是,他最终说服了一名摩里斯科妇女让他拍照,留下了这样一个记录,让我们非常感性地触摸了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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