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一个梦想(42)_林达

四二

　　随着日益增多的蓄奴州加盟联邦，留给州的立法权成为南方维持奴隶制的借口。可以说，有关人口计数的妥协条款是“无形”的，而一个一个，一家一家活生生的逃奴却是不可能闭上眼睛说看不见的。于是逃奴条款，成为一块真正的“梗喉之骨”，逃奴问题，成为南北双方有关奴隶制，有关建国理念，有关种族与人性，等等根本分歧的一个最具体最尖锐的冲突点。

　　“逃奴情节”也是“阿姆斯达”案会在美国引起这么大反响的原因。因为“阿姆斯达”号暴动的案情，是逃奴事件的一个最极端例子。因为船上的黑人不仅要逃，还不惜一切手段去达到目的，其中包括暴动和杀人。所以黑人最终胜诉的结果本身，就足以掩没一切司法挑战的不足了。北方自由州的民众几乎是拒绝看到这个案子并没有在法律上对“逃奴问题”有实质进展，而是情绪化地固执认为，这是逃奴问题上的一个重大胜利。

　　事实上，在建国初期，当这个“逃奴条款”设立的时候，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大问题。因为当时自由州刚刚开始，还没有几个越界逃奴，看不出会引起什么社会冲突，甚至也没有吸引任何社会关注，仅仅是一些个案而已。可是，随着北方废奴的自由州的迅速发展，也随着新加盟蓄奴州几乎同步的发展，随着北方反奴隶制运动的普及和兴起，也随着有关自由州的消息在南方奴隶中悄悄地传开，当年制宪时南卡罗莱纳的代表担心的事情，终于大量发生。

　　南方的蓄奴州，尤其是称之为“南方上州”，也就是与北方邻近的几个南方州，黑奴越来越多地越过州界进入北方自由州。于是，逃奴，抓逃奴，和主动帮助奴隶逃亡的角逐，以及建立更严格的逃奴法和北方各州反逃奴法的立法对抗，一发不可收拾。“胜利大逃亡”成为当时美国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你一定看出来了，这个“胜利大逃亡”的实质，就是产生大量的“违法活动”。不论一个法律是否过时，在新的契约产生之前，违背原来法律的活动，就是违法行为。这个局面的形成，在美国可以说是“非常态”的。关键就在于南北的僵持没有出路。美国人习惯的合法途径，经历司法挑战这样的手段的通路，被历史留下的“逃奴条款”一骨梗住，而一时又达不到取得宪法修正案的合法票数。换句话说，就是美国历史上出现一个“奇观”，对于一个法律条文的态度，不仅是差不多是数量上一半对一半，而且是两个极端。可是，按照大家原先的约定，要有一大半的人要求修改才能作数。可是，现实偏偏就是“均势力敌”。同时，对于北方大量的反奴隶主义者来说，这又不象其它的法律问题，可以慢慢等待。这不仅是自由关天，甚至是人命关天。所以，“违法行为”急剧增加。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地下铁道”了。这是牵涉到许许多多人的一个“犯法集团”。他们组成网络，有组织地将南方的奴隶一群一群，一站一站地接出来。送到安全的地方。甚至不惜送出国境，一直送到加拿大。“阿姆斯达”号上的那名小黑奴安东尼奥，实际上就是在泰朋的帮助下，利用这个“地下铁道”，顺利跑到加拿大去的。你所熟悉的“汤姆叔的小屋”的作者，也是通过与“地下铁道”的接触，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写成这本小说的。“地下铁道”最兴旺的年代，恰是从“阿姆斯达”案审理的那一年开始的，直至南北战争爆发。我一直相信，这二者绝不会是毫无关联的。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强调这些活动的“违法性”，因为这不但在美国历史上很不寻常，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讲，也是它进入了一个危机的信号。那么，这样一个危机是否就一定要导致一场战争这样的“大爆发”，以无数人的生命来换取一个社会变革呢？我想，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还是回来看当时的美国。从漫长的殖民岁月里，美国从英国的制度中承袭了许多精彩的部分，在它建国的时候，不仅很好地保留了这些遗产，而且使它更彻底更完善了。从美国北方奴隶制问题的逐步解决，你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精神主导部分是有相当强的自我反省和自我修正的功能的，而且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契约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它还是可以在原来已经走出来的路上，作进一步的努力。一方面以最基本的人性原则影响南方。使它逐步改变，从一些比较温和的南方州（如弗吉尼亚）开始，促使它们以州为基础，完成废奴的立法。这并不是一个幻想，因为美国南方最终的改变，还是从这个人性基本立场的醒悟和扭转开始的。

　　另一方面，就是在有新的州加盟美国的时候，争取它们为自由州，以扩大自由州的力量。这一点从“阿姆斯达”案以前，南北双方已经开始在国会较量，应该说，北方还是相当有成效的。从1821年的密苏里妥协开始，划定奴隶制不能越过北纬36度30分。此后，每一次有新的州加盟，就算它也在南方，原来也有奴隶制，北方吸取了以往教训，不再愿意轻易牺牲这样一个原则。因此，后来的每一次新州加盟，都会成为南北双方的一场角力，就象疟疾一样地周期性发作。在“阿姆斯达”案发生的时候，，当时的对峙还是相当均衡，但是后来在北方的竭力争取下，南北战争前夜，论州的数目来说，自由州已经比蓄奴州多了很多。尽管有一些自由州的面积很小，但是，国会参议员是每州两名，这是立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我前面已经提到，宪法修正案的建立，最后也是要以“州”为投票的计票单位的。

　　即使在逃奴问题上，在北方也在寻求从法律上走通的方法。逃奴问题其实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奴隶从南方逃出来的这一段，这当然是违背当地法律的，然而，这是南方奴隶制本身造成的问题，也是必须随这个制度本身的解决，才能够解决的。而真正困扰北方的是逃奴问题的第二个部分，也就是奴隶逃到北方来之后的那一段。在这一个部分，北方的反奴隶主义者一直在寻求合法地对逃奴进行保护的方式。律师们在持续不断地尝试司法挑战。“阿姆斯达”案，只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案子而已。同时，随着北方反奴隶制的民意基础的扩大，自由州开始有条件逐步制定法律，使北方人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合法地帮助逃奴。当时，引起一大堆矛盾也引起了一场司法大战。联邦和各州出现了不少针锋相对的立法。例如，国会为了平衡矛盾，几次通过“联邦逃奴法”。北方各自由州则纷纷在自己的州里建立“个人自由法”与之对抗。在这些立法中规定州的官员可以不帮助南方来的奴隶主抓逃奴。北方由于逃奴引起的挑战性案件，可谓是层出不穷。这些案子有不少进入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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