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一个梦想(30)_林达

三〇

　　§向自由迈出第一步

　　卢兄：你好！

　　知道你在等着，我再接着上封信往下写。

　　有关对三个黑人小女孩要求“人身保护令”的法庭辩论持续了好几天。按照“阿姆斯达”号黑人律师的推动，辩论的内容越来越接近一些根本性论点。例如，有关种族平等，有关尊重生命自由，有关奴隶主对于人的“物化”，等等。

　　但是，最终他们并没有在联邦巡回法庭上，拿到他们期待的“人身保护令”。汤普生法官认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签署一个“人身保护令”的简单情况。由于两名西班牙人对于“阿姆斯达”号黑人的“财产”要求，已经使得这场辩论成为一场抽象理论的争论。争论也已经涉及对案情的基本审理。

　　因此，法官认为，这样的争论不应该在这个法庭得出一个裁判性的结果。而应该使这个案子，正常地回到原来立案的下一级法院。即联邦法院的康乃迪克州地区法院。如果对地区法院作出的判断有异议，再到巡回法院来，甚至可以再上最高法院去。

　　由于这个案子已经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响，为了避免误解，汤普生法官特地声明，他本人和法庭在场的各位一样，对奴隶制充满憎恶，但是他必须遵从自己的誓言，禀法处理。抽象的有关自由的理论问题，不应该成为他裁决的法律依据。

　　事实上，这个结论是律师们早有预料的。但是作为挑战司法的第一步，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失败的。在为黑人要求“人身保护令”这样一个不寻常做法的推动下，这个案子已经被新闻界推向全国，并且已经推到反奴隶制运动的最前沿。他们通过这三个黑人小女孩，向尚有种族偏见的公众，展示了黑人在这个社会的软弱无助，他们也通过这个案子，使奴隶制与自然法的尖锐冲突，在公众面前暴露无遗。

　　在此期间，法庭还宣布由于“阿姆斯达”是在纽约被截获的，所以康乃迪克州决定不对黑人的“海盗罪”和“谋杀罪”作刑事起诉。

　　与此同时，在海防队发现“阿姆斯达”号之前，在海滩与黑人们交谈过的那几个水手，也向法庭正式提出对“阿姆斯达”号“海难救助金”的货物分成要求。他们声称，他们在海防队到来之前，就已经控制了“阿姆斯达”号的局面。于是，在联邦地区法庭未来的民事案审理中，已经有了三伙对“阿姆斯达”号分别提出财产要求的人。

　　第一个回合就这样结束了。案子又回到在康乃迪克州的联邦地区法庭。但是，通过这个回合，所有的人，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不论是法官还是总统，都看到了那些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对这个案子的决心。至于那两个西班牙人，这时候才如梦方醒，发现原来美国并不是一个“大的古巴”。

　　你在电影里所看到的主要审理过程，表现的就是“阿姆斯达”案在联邦地区法院的情况。斯匹尔勃格在刻划法庭外的氛围时，是很认真的。可是，看电影的人还是会感到有些困惑。电影里频频出现一些默默的美国教徒，在法庭外面向黑人递上圣经，或是在监狱外面跪下祈祷。这些镜头你看了都可能感到奇怪，更不要说“阿姆斯达”号那些直接来自非洲的黑人了。所以，他们确实显得反差非常大，也极不协调。

　　然而，这确实是当时的情况。就象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大量是源于宗教的思考一样，在民众中，对这些黑人毫无保留的持有同情，并且伸出援手的，也是一批虔诚的信徒。我必须再强调的是，当时的美国，宗教气氛是非常浓厚的。其实，连今天都是如此。

　　在电影里，有一个情节反映了对奴隶制问题的社会冲突，以及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受到的来自对立一方的威胁。就是在法庭门外，黑人的辩护律师突然被人一棍子击倒。这个情节虽然是虚构的，可是，在历史上，真正的情况比这个严重得多。

　　例如，我前面提到的积极参与这个案子的泰朋两兄弟。由于他们反奴隶制的立场，1834年，他们的家和公司数度被暴徒洗劫。第二年，有一个匿名人居然以十万美元悬赏他们的脑袋。此后，他们从不间断地收到各类恐吓信，他们的家已经不安全到了这种地步，就是找不到一家保险公司愿意为他们的家庭财产保险。

　　因此，说他们是以一种献身精神投入在“阿姆斯达”案的准备工作中，应该是不过分的。由于这是一个财产归属的申诉案，因此，他们研究下来，辩护的关键，还是必须证明“阿姆斯达”号的黑人不是奴隶，因此也不是他人的财产。而不是从“奴隶是否应该是他人财产”这个角度去辩。

　　因为，美国联邦政府承认：决定奴隶制是否合法，是州的权利。也就是说，联邦法庭可以依据的法律是：在一个奴隶制合法的地方出来的奴隶，你必须承认他就是别人的财产。因为在这一点上，联邦没有立法权，也就不能干涉地方法的执行。如此推论，古巴也是一个奴隶制合法的地方，如果“阿姆斯达”号的黑人是合法的古巴奴隶，那么，不管你的观点如何，按照法律，就必须承认他们就是蒙岱和路易兹的“财产”。这就是向司法挑战的人，必须遵从原有法律的意思，因为法律是民主制度下人民的契约。

　　至于根据平等自由的理论，奴隶根本就不应该是别人的财产，这完全可以在法庭上讨论和宣扬。但是正如汤普生法官所指出的，司法分支对具体的案情的裁决，依据的不是抽象的理论。抽象理论是立法分支的工作依据。

　　因此，黑人的律师们首先要做的，是聪明地运用原来的法律，把一个看上去没有希望的案子打赢，在这个过程中，把高一个层次的法理问题，在上诉时推向最高法院，利用最高法院的司法复审权，使得最高法院对一条错误的立法作出裁定。如果这一步也没有成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至少动摇了原来错误的立法的民众基础。在美国，法律本来就是民众的契约，因此，改变大多数民众的观念，就是为重新立法做了一个有力的推动。

　　可是，在这个案子里，他们对于打赢这个官司，始终没有太大的信心。因为，正如你已经知道的，提出这个财产申请的西班牙人，有合法的古巴当局颁发的通行证，其中包含了对于这些黑人在古巴的合法奴隶身份的证明。这是最直接有效的法庭证据。而作为证人，船上只有那个站在西班牙人一边的，原来船长的小黑奴安东尼奥。如果需要，古巴当局都会愿意提供足够的证人，例如签发通行证的官员等等。也就是说，古巴完全可以轻易就提供一个由政府支持的伪证集团。

　　而在“阿姆斯达”的黑人这方，他们提供不出任何有效的身份证明。他们赤身裸体被卖到古巴，一无所有。他们在这个遥远的异国他乡，举目无亲，也提不出任何证人。他们甚至连法庭是怎么回事，需要他们作什么样的配合，都毫无概念。连他们的律师都无法向他们解释清楚。

　　律师们唯一的“证据”，是他们都不会说古巴的语言。但是，在法庭上，这不是直接证据。西班牙人一方完全可以辩称，他们的生活环境都是奴隶，就连那几个孩子，也都只不过是因为一直生活在黑奴中间，才没有学会西班牙语。后来在法庭上，也确实出现这样的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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