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在奥斯威辛，绘画依然是美丽的(3)_林达

哪怕在奥斯威辛，绘画依然是美丽的(3)

　　三

　　可是，这样平静愉悦的教学生涯并不长久。

　　20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奥地利，右翼势力已经很强。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握政权。他领导的纳粹，也就是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丝毫不能容忍思想和表达的自由，哪怕那是艺术领域的自由。因此，希特勒一上台，包豪斯立即被封闭了。

　　1934年1月，奥地利的右翼应声而起，在维也纳起来暴乱。虽然“辛格—迪克工作室”已经不复存在，可是他们当年设计的作品被大量捣毁，设计的建筑被拆除，其中包括在1928年建成的维也纳网球俱乐部，以及刚刚建成的希莱艾特（Heriot）女伯爵的客舍。

　　天性自由的弗利德无法容忍对艺术自由的扼杀，也无法容忍纳粹对犹太人的敌意。三十六岁的她孤身一人，在奥地利纳粹起来的时候，试图加入反法西斯的行列，因而走向左翼，参加了奥地利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她设计了一些反法西斯的海报。这些海报还有着明显的包豪斯风格，并且用词激烈。在一张混杂着希特勒、纳粹军人和混乱的画面中，中间有个哭泣的婴儿，在上面有这样的诗句：

　　这就是你看到的世界，孩子

　　这世界是你投生的地方

　　……

　　假如你不喜欢这个世界

　　那你就必须改变它

　　在弗利德的朋友圈子里，每天都在这样的选择中挣扎：是留在那里与法西斯斗争，还是逃离奥地利？对当时的弗利德来说，她认为逃离是羞耻的。弗利德帮助朋友们在画室藏匿了一些私人文件。可是有一天，她的工作室遭到搜查，搜出了一些假护照。她马上被逮捕了。在令人目盲的强光下，她在审讯中保持了沉默。最后，法庭没有给她定罪，她被立即释放。一出监狱，她随即离开维也纳，前往布拉格。

　　这段经历和她的感受，在她后来的绘画《审讯》中，被记录下来。

　　弗利德的出走，是一次典型的政治逃亡。可是来到布拉格后，在内心深处，她却似乎在前一时期短暂的激昂之上，画了一个休止符。

　　在奥地利法西斯猖獗的刺激下，热爱自由的她本能地起来抗争，其代价是她偏离了自己原本的心理轨道。这场刺激的最高点，就是她在监狱的经历。

　　如今，她来到1934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一个犹太人在国会拥有议席的自由国家，对各国的政治难民张开它的双臂。弗利德在布拉格突然重逢自由，重逢她熟悉的宁静、单纯的艺术创造的冲动、深层的艺术哲学的探索和艺术教育与心灵塑造和释放关系的研究，这所有的一切，构筑了她的世界，这也是人类探索本能的一个部分。她似乎感到，假如离开这个世界，她的存在本身都会存疑。虽然她知道危机没有消失，她依然参加一些讨论，依然力所能及地做一些甚至有很大危险的工作。但是，她的激昂已经不复存在。三十六岁的弗利德，在疑惑中试图认清自己。

　　走进布拉格，弗利德的艺术风格突然变化，她离开新潮，离开包豪斯的结构主义，离开所有高调的形式，回到淳朴的画风。她全神贯注地开始大量的绘画创作：风景、人物、静物，常常带有装饰风格。她似乎要通过这些绘画中清纯的美，来救赎和寻找本原的自我。纳粹在毁坏的，是弗利德心中所感觉的生活最本质的东西。坚持属于自己生命本原的特质和追求，是她的个人抗争最核心的部分。对她来说，假如放弃了这一切，纳粹就已经成功。

　　在绘画的同时，她热忱地投入了对难民儿童的艺术教育。她已经不能放弃在维也纳开始的艺术教学实验。那是她的专业。她以前一个学生、也是幼儿教师，不久加入了她的工作。后来，弗利德为孩子们的作品举办了展览。她的教育显然是成功的，她让人们看到，那不仅仅是一些美丽的图画，同时还呈现了孩子们的内心。

　　她的朋友希尔德回忆说，弗利德和孩子们是如此融洽。希尔德最喜欢听弗利德讲孩子们的事情。有一次，一个孩子问弗利德，教堂是什么呀？弗利德回答说，教堂是上帝的家。孩子想了想说，您说错啦，上帝的家是在天堂，教堂是他的工作室。还有一次，一个孩子对弗利德说，我能和您谈谈吗？弗利德说，可以啊。就请她在自己对面坐下。过了一会儿她问，你要谈什么啊？孩子说，我就这么坐坐行吗？孩子其实就是想靠近她，和她待在一起。她的精神家园挤进了一群孩子，他们共同在创造和建设这个家园。

　　同时，她让自己也回到原来的建筑和工艺设计的轨道。她和维也纳设计领域的朋友们联系上，又开始新的合作，不仅设计纺织品，还参与公寓翻新的建筑设计。她和住在维也纳的父亲也联系上了，因此得知，自己的姨妈和她最小的儿子巴维尔·布朗德斯（Pavel Brandeis）一起住在布拉格。这时的弗利德，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亲情的抚慰。她喜出望外，通过布拉格的犹太人中心找到了他们的地址。这个偶然的相会，为她的生命带来了一个新阶段。她和巴维尔相爱了。

　　1936年4月29日，三十八岁的弗利德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多年孤独的长途跋涉之后，如今，在每天路途的尽头，终于有了一盏专为自己点亮的暖暖灯光，朦朦的窗帘后面，有了一份单纯的感情和期待。弗利德在青春时期为爱情燃烧的炽烈热情，突然又回来了。但是，她已经无法得到自己长久梦想的孩子。她婚后有过一次怀孕，但是流产了。她失去了最后一次做母亲的机会。

　　无疑，她是幸福的，却偏偏是在一个残酷的年代。每一个如弗利德这样热爱自由的人，都仍然会有不断的、类似的内心挣扎。是不是应该扔下一切去投入直接的战斗，是不是还继续有权力寻求自己的个人幸福？是不是还可以坚守自我？是不是还能因循自己的本能，继续构筑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这些问题从她刚刚踏上布拉格的土地，就已经出现。她甚至和做心理专家的朋友探讨过。朋友告诉她，她时时在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那并不是一个罪恶。

　　最终，她只能顺着自己的本性和直觉去做。当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她周围的朋友都在准备去参加战斗，她也想过要去，可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来，陪伴她的丈夫，尽一个妻子的责任。

　　并非只有弗利德凭着自己的本能，理解自由的艺术思维对人类进步的意义。在1937年7月，有两个艺术展在慕尼黑开幕。一个在最知名的慕尼黑艺术博物馆的主要画廊，展览名为“德国艺术的伟大展出”。另一个画展的展出场地在仓库，主题是“堕落艺术展”。通过这样“黑画”的具体展出，希特勒试图让民众知晓，什么样的艺术思维，将不再被他所建立的社会所容忍。在“黑画展”开幕的那天，希特勒发表演说，“艺术领域混进了外行，今天他们是现代的，明天他们都将被遗忘……”。可是，多年以后，第一个展厅的画家已经被人们忘记，而那个“黑画展”的作者，包括欧托·皮克斯（Otto Dix），恩斯特·鲁德维格（Ernst Ludwig），奥斯卡·舒尔曼（Oskar Schlemmer），乔治·格劳斯（George Grosz），恩斯特·巴莱克（Ernst Barlach）等德国印象派画家和一些德国的犹太人画家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今天被人们记住和重新认识。

　　1938年3月，德国占领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都站在了纳粹一边。1938年9月，德国和英国、法国、意大利一起签订的“慕尼黑协议”，致使希特勒掌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局部领土。六个月内，大部分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已经在纳粹的控制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国家。纳粹在欧洲开始公开迫害犹太人。1938年11月9日，德国纳粹在一个夜晚，广泛地袭击犹太人，无数犹太人拥有的商店被捣毁，玻璃橱窗被砸碎，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水晶之夜。维也纳也传来消息，弗利德当年设计的作品，不论大小，几乎被尽数砸光。弗利德所有的朋友都在做进一步逃亡的准备，周围是一片惊慌的气氛。不论是已经逃离，还是在准备逃离，朋友们都关心着既是犹太人又是知名艺术家的弗利德，告诉她必须尽早离开。

　　可是，人们发现，所有这一切噩讯对弗利德几乎没有影响。她仍然在忙着她的绘画和儿童艺术教育。辛格已经逃到伦敦，来信希望她也去伦敦；她的老朋友安妮和她丈夫，给她寄来了移民巴勒斯坦的证书；而她手里持有随时可以离开的护照。她不走的原因只有一个：逃亡对她的丈夫巴维尔已经太晚，他不可能再取得护照了。就像当初没有去西班牙战斗，现在她没有离开步步逼近的危险，只是循着自然也是必然的选择，她要和深爱着的丈夫留在一起。她坚守的是自己的一个世界。她没有清晰高扬的目标，只是顺从自己已经成为本能的逻辑。而这个逻辑的形成，是她这些年一步步曲折来路的结果。

　　艺术本身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探索。弗利德作为艺术家，常常在寻求一张作品，或是一个设计最响亮的定格，但是，她一开始就知道，生活是远为复杂的，她难以高调。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中自己的位置，如何面对他人、面对自己，是弗利德内心永远无法挣脱的困境，她一生都在对自己发出疑问。

　　这一年，1938年3月，她这样写道：“我的艺术生涯曾将我一千次地从死亡中挽救出来。通过勤勉实践的绘画，我才补偿了自己不知来源的罪恶。”这种感觉是弗利德一生的主要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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