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丽之死提出的问题(3)_林达

泰丽之死提出的问题(3)

　　然而泰丽一案确实又有所不同。民众的态度表现出美国人一贯的对政府的不信任。和个人生活越近的事情，越不愿让政府来管。以布什总统和共和党为代表的政治保守派，以往恰恰是强调州权，主张小政府大社会，主张约束联邦政府的权限。这一次为了强调保守派在生命问题上的价值观，反过来使用手里的联邦权力，作出了一次挑战州权的尝试。这一做法相当冒险，所以联邦法案的动议一出现就遭到指责。布什总统一定也有所预料。他在签署联邦法案以后发表的简短讲话里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出现了严重的疑问，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偏向生命一边总是明智的”（It is wise to always err on the side of life）。布什的这句话说得很有意思，他用了一个口语里不常用的词err。err在词典里的意思有两重，一是指犯了一个错误，二是指打破常规，不按照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标准来办事。大家知道布什不是一个临场口才发挥很好的人，这一句子一定是预先写好的。这句话用了这样一个词，言下之意是，如果我们是出格了，那么也最好是出在保护生命的这一边。也就是说布什内心知道，这是一次政治上的冒险。

　　在以后十几天里，布什的这句话一再被白宫发言人引用。他的弟弟佛罗里达州州长也学着用这句话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当司法分支的一系列法庭全部判决对泰丽父母不利的时候，外界压力曾经一度又集中到联邦和州的行政分支，要在联邦和州两个层面上手握大权的兄弟俩采取行动抢救泰丽。佛罗里达的保守派示威民众要求杰布州长下令，到医院把泰丽抢出来，由州政府监护。著名激进保守派头面人物帕特·布肯南在电视里说，布什总统应该派出联邦武装力量，到佛罗里达州去，把泰丽置于联邦政府保护之下，因为佛罗里达州的司法官员正在迫使一个美国公民饿死渴死。

　　布什兄弟俩都明白，他们已经踩在线上，再有举动就越位了。布什总统说，我相信在这样一个案子里，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都应该偏向生命一边（err on the side of life），我们是这样做了，现在我们得看法庭怎样做出他们的决定。他的意思很清楚，他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决定权是法庭的，他不能无视司法。在联邦最高法院拒绝泰丽父母的上诉后，白宫发言人就明言，总统已经做了他能够做的一切。在佛罗里达州，总统的弟弟杰布州长出现在电视上，回应保守民众要求他采取行动。他一脸歉意地说，我不能违反法庭的命令，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宪法和佛罗里达州宪法，都没有给我采取行动的权力。

　　现在回顾，可以说布什兄弟俩在泰丽一案上的所为，全在意料之中。他们在此案中成为争议的中心，遭到很多人的反对，表面上看是从头输到底，可是政治上得失如何却很难说。他们冒了一次险，表现出为自己的道德理念有担当的勇气，却又及时刹车，绝不破坏制度和游戏规则。“应该偏向生命一边”（err on the side of life）的说法，可圈可点。相反，在媒体和民众的反对声中，民主党政治家显得退缩回避，想表现的不敢表现，想反对的不敢反对，成为一个鲜明对照。这也许可以回过头来解释，为什么美国政治舞台上，这几年是保守派共和党占了上风。

　　三、活着还是死去

　　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多元是其特点。在泰丽一案中，民众形成鲜明的观点对峙，其本质是生命观的不同。支持泰丽丈夫的自由派，持的是理性的生命观，他们相信科学，相信现代医学，相信专家。医学专家说，“持续植物状态”的人，没有意识，临床上已经死亡，是不可逆的，不可能康复。在这种情况下，用营养管维持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拔掉营养管是正当的、“应该”的做法。而同情泰丽父母的保守派民众，持的是传统的基督教的生命观，把生命本身看成一种上帝的恩赐，一种奇迹。他们相信，生命的奇迹是可能的。这两派在泰丽一案上的对抗，从3月18日到31日的十几天里，把全美国都卷了进来。那些日子里，打开电视，几乎所有大台都在议论此案，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也是此案，所有电台的议论节目也在议论此案。两派观点各讲各的，互相指责，看上去似乎没有沟通的可能。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是，美国社会多元价值观里，有一个一致性很高的核心价值。看不到他们的一致性，就看不懂他们到底在争什么。

　　这个核心价值就是他们的理想：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管什么观点什么派，这是美国人一致认同的最重要的东西。而生命，是最重要的价值中第一重要的。生命的重要性，引出了生命的自主决定。涉及个人生命的事情，其决定的权利属于个人。比如医疗过程中，所有医疗措施的最终决定权在病人自己手里。“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不肯输血，医生就不能给这些病人输血，即使这会牺牲他们的生命。大学生入学时，学校要求学生接受防疫注射。但是有些宗教信仰禁止防疫注射，学校就只能豁免这样的学生，即使这会让他们冒感染传染病的风险。

　　同样的道理，当一个人身患重病不可能康复，或者得了预后必然死亡的绝症，这种时候是否继续用药治疗，其决定权是在病人自己手里。当病人失去决定能力或者表达能力的时候，其决定权就在法定监护人手里。什么时候停止用药治疗，停止用生命支持系统维持生命，谁来做这个决定，按照什么程序，什么标准来作出这个决定，美国各州有州法律来规定。出于同样的道理，法律规定不能用医疗手段来促使或加速结束生命。像泰丽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安乐死”这个术语能够概括的。在美国，协助自杀是非法的，所以所谓打一针“安乐死”的做法，仍然是违法的。但是如果活着成为痛苦，那么每个人都有权决定，不再用药治疗，被动地等待死亡来临；反之，每个人也都有权要求，继续利用现代医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的生命。“死的权利”和“生的权利”合二而一，都是生命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泰丽本人想活，想用营养管维持生命，那么就应该让她活下去；如果泰丽本人想死，那么就应该拔掉营养管，让泰丽有尊严地一死之机会。

　　泰丽一案中的两派，对以上所述的原则并无分歧。他们的分歧是，泰丽到底是想要死还是想要活。

　　取理性生命观的人，认为处于泰丽这种情况，活着毫无意义，毫无尊严，不如死去。他们说，如果他们处于同样情况，肯定会要求拔管，求安然一死。所以他们相信泰丽丈夫的说法，泰丽本人是求死的。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家人，都没有权力剥夺她安然一死的权利。而取传统基督教生命观的人，相信生命是上帝的恩赐，相信奇迹，相信泰丽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和他们持同样的生命价值观。他们自己如果处于同样情况，会继续寄希望于医学进步，寄希望于奇迹，所以他们认为泰丽是想活的，她只不过是自己没有能力表达出来而已。法庭和社会拔掉她的营养管，是违背她活着的愿望，迫使她走向死亡，无异于谋杀。两派分歧的地方是在这里。

　　十五年前泰丽失去知觉和表达能力的时候，只有二十六岁，她没有留下现在是想活还是想死的书面文件。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法律，在病人进入“持续植物状态”以后，如果病人本人没有留下明确意愿，那么是否拔掉营养管的决定权，就在法定的监护人手里。佛罗里达州法律把婚姻看得很重，泰丽的法定监护人是她的丈夫麦克。所以州法庭采信了麦克的说法，泰丽此时只求一死。麦克向法庭说，泰丽以前同他说过这样的意愿。泰丽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怎么说的，到底能不能说明泰丽现在的意愿，这些并没有证据。但是对法庭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代表泰丽来决定泰丽意愿的权利，现在在谁手里。法律规定丈夫是监护人，那么法庭只能采信丈夫的说法。法庭必须依法裁决，没有别的选择。所以佛罗里达州法庭，在经过长达七年的诉讼和上诉后，最终认定的是，可以拔掉泰丽的营养管。

　　可是对于泰丽父母来说，这里头有很多疑问。泰丽病后，麦克一度搬入岳父母家，以便更好地照顾泰丽。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提起，泰丽以前有过在此情况下求一死的愿望。后来，是麦克向法庭提出拔掉泰丽营养管的申请时，“想起”泰丽以前说过这样的愿望。而麦克这时候已经有了另一个未婚妻，并且和未婚妻生育了两个孩子，事实上已经有了另一个家庭。但是，佛罗里达州法律仍然承认泰丽和麦克的婚姻，仍然承认麦克是泰丽的监护人，仍然承认麦克的说法，泰丽是求死的。而对于泰丽父母来说，麦克已经放弃了他们的女儿，他所说的泰丽求死的说法是不可信的。他们出于父母之爱，认定了泰丽是想活着的。

　　当3月18日泰丽的营养管第三次拔掉的时候，泰丽是想活着还是想死去？有谁能知道？医学专家们说，“持续植物状态”根本就没有意识，也就是说，谈不上想死还是想活。可是，泰丽父母请来的医生却说，泰丽可能并不处于持续植物状态，而可能是“最小意识状态”。州法庭的格列尔法官依法判断，采信泰丽丈夫的说法。可是，对于泰丽父母来说，对于同情他们的保守民众来说，却放不下这样的念头：万一泰丽是想活着的，拔掉营养管就等于是将泰丽活活饿死。

　　泰丽到底是想活着还是想死去，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使这一案件摆脱不了悲剧色彩，也使泰丽父母为挽救女儿所做的必输的司法努力悲壮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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