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67)_林达

六七

　　三

　　就这样，整整五十年过去了。

　　1998年早春，纽约现代美术馆喜气洋洋，他们租展了来自奥地利国家支持的基金会的两张埃贡·席勒（Egon Schiele）的作品。真是很巧，埃贡·席勒的画风最初就是受了克里姆特的影响，埃贡·席勒和克里姆特见面的那年，就是费尔迪南请克里姆特为妻子阿德勒画肖像的1907年，当时才华横溢的埃贡·席勒还是个十七岁的少年。非常难能可贵的是，埃贡·席勒马上挣脱了克里姆特的影响，开拓了自己的独立风格。可惜他只活了短短的二十八岁，在1918年就去世了，在奥地利堪称画界传奇。

　　说句老实话，我非常喜欢埃贡·席勒，却并不那么喜欢克里姆特。也许是因为年轻，埃贡·席勒即便是描绘死亡，都充满生气，而克里姆特哪怕是铺满了金灿灿的艳丽色彩，依然让我闻到里面透出的死亡气息。当然，克里姆特能够如此艺术性地传达感受，自然是非天才莫属。

　　由于欧洲的排犹和“二战”中的迫害屠杀，致使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甚至比以色列人口还多。埃贡·席勒画作的展出，使得当年纳粹对艺术品的掠夺和奥地利政府战后处理犹太人艺术收藏的劣迹，沸沸扬扬地被人们旧事重提。五十年过去了，奥地利政府当然也早就改朝换代、更换新人。奥地利文化教育部长盖勒（ElisabethGehrer）是一个女士。她显然对这段历史不明就里，不知道里面还可能有什么猫儿腻。为了平息人们对奥地利国家形象的非议，她大大方方地宣布将公开历史档案，容许公众查询，以证明奥地利国家拥有的艺术收藏中，已经没有非法掠夺侵占的东西了。

　　一位奥地利作家兼记者切宁（Hubertus Czernin），利用公开的旧档案作研究，写成系列文章，把下令公布档案的盖勒部长吓了一大跳。他的文章揭露，奥地利国家博物馆系统，战后控制纳粹掠夺的犹太人收藏的遗留，特别是主要的三大家族收藏，其中包括“布洛赫-鲍尔收藏”，从中大为获益。他特别指出，著名的《阿德勒·布洛赫－鲍尔夫人肖像》在博物馆的宣传品中，一向说是1936年接受的捐赠，其实文件显示，博物馆是在1941年接受这张画，依据的是希特勒的律师写的一封信，信的署名是“阿道夫·希特勒”。

　　盖勒部长的回应是，停止开放旧档案，但是任命一个叫巴切尔（Ernst Bacher）的官员带领一个专家委员会进行调查。他们的调查报告基本肯定了切宁的研究，国家博物馆侵占了大量犹太人私产。报告指出，所谓的战后“捐献”，是受到政府部门的胁迫，对“布洛赫－鲍尔收藏”的说明是虚假的。

　　1998年9月，盖勒部长提出新的立法提案：博物馆内凡是因战后以禁止出口胁迫原主捐赠的艺术品，一律归还原主。同年12月奥地利国会全票通过立法，并且由总统签署通过。同时，由另一条立法决定建立一个委员会负责具体甄别和操作，委员会由盖勒手下的一个官员乌朗（Rudolf Wran）负责。法令签署一个月后的1999年1月，政府准许切宁对博物馆的“布洛赫－鲍尔收藏”文件做拷贝，他把拷贝交给了玛丽亚的律师。这时“金色克里姆特”的继承人第一次知道，当初政府对他们的委托人提到的阿德勒遗嘱不是事实。同年2月，应归还另一个家族的几百件艺术品也被确定下来。应国会要求，盖勒部长在报告中确认，克里姆特画作也属于受胁迫捐赠之列。奥地利媒体开始报道：克里姆特画作要归还了。

　　奥地利的这一系列动作，使人感觉，似乎奥地利这个“二战”中的纳粹国家，终于翻过这一页，可以开始新的篇章了。

　　四

　　可是，历史在这里又拐了一个弯。

　　看上去，似乎拖了半个世纪的“布洛赫－鲍尔收藏”，终于可以物归原主了，却又出现了节外生枝的情节。不仅反映了奥地利政府对国宝的不舍，更牵扯到奥地利政治思潮的一段逆流。

　　一个世纪过去，现代美术不仅被广泛接受，转折时期的早期现代艺术大师经典作品，也成为拍卖市场的宠儿。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布洛赫－鲍尔收藏”中的克里姆特画作，是克里姆特作品的核心之一，奥地利画廊是维也纳最重要的博物馆，这些画作是他们的招牌、是镇馆之宝，几乎是奥地利国家的标志。因此，委员会以乌朗为首的几个人，仍然试图阻挡这批克里姆特画作归还私人。

　　这里的关键是对1923年阿德勒遗嘱的判定。假如遗嘱具备法律强制的效力，那么在她的丈夫费尔迪南去世的时候，不论他是否愿意，他都必须按照阿德勒遗嘱捐出克里姆特画作，也就是说捐赠在1923年遗嘱中已经确定，只是捐赠时间定在费尔迪南去世的那一刻。假如阿德勒遗嘱不具备法律强制的效力，那么这只是阿德勒对丈夫表达的一个请求，他可以答应，也可以不答应。即使曾经表示答应，也可以中途改主意。假如判定是前者，那么继承人就失去权利，这些画也不再属于根据新立法要重新甄别的范围，因为捐赠在战前就被确定，谈不上“战后强制捐献”了。

　　可是，由于画作本身并不是阿德勒的财产，而是她的丈夫费尔迪南的财产，因此，这个判断在法律上应该说并不是非常困惑的事情。费尔迪南继承人的律师勋伯格（E. Randol Schoenberg）认为，从法律上来说，1923年阿德勒遗嘱只是一个请求而已。可是乌朗拒绝和他讨论案情，拒绝他对事实的一些书面解释成为委员会成员阅读的文件，也拒绝律师在委员会投票之前陈述。在拖到1999年6月表决的时候，乌朗还在委员会做了一些手脚和误导，最终投票的结果是：不归还那五张著名的克里姆特画作，只归还十六张克里姆特素描和十九套瓷器。这些也都是五十年前为了换取其他物品出口而被迫“捐献”的。

　　投票明显不公正，受到奥地利政府行政机构的操纵。一名委员会成员伊莎贝尔（Ilsebill Barta-Fliedl）在年底辞职抗议。她发表声明说，委员会从一开始对归还犹太人艺术收藏就缺乏诚意，尤其是对“布洛赫－鲍尔收藏”的投票，更是预设立场的结果。

　　看到投票结果，律师勋伯格非常震惊，他寄希望于提出这个新法案的女部长盖勒能够主持公道，他在给盖勒的信中指出，委员会在决策过程中严重违反了程序公正的原则，他请求对阿德勒遗嘱进行司法仲裁。这一次，意外地遭到盖勒部长的拒绝。盖勒回信中建议：你们不服，可以去法院告。打听下来，奥地利的民事法庭要求预先缴纳巨额诉讼费用，费用是诉讼标的价值的一个百分比，水涨船高。由于争议的是名画，在申请部分减免后，诉讼费仍然高达三十五万美元。三位继承人都不富裕，玛丽亚当时已经八十四岁，还在以服装设计师的身份工作。四十万美元差不多是三位继承人的全部积蓄。再说，假如输了官司，他们还必须另外缴纳对方的五十万诉讼费。就在这个时候，政府部门宣布，在计算价值的时候，还必须把判定归还而没有争议的素描和瓷器的价钱全都算进去。这时他们才意识到，此刻的奥地利政府，根本不想物归原主。

　　他们渐渐看到，奥地利社会和政坛正在出现战后第一次极右派回潮。10月份就要大选，盖勒所属的右翼政党还落在民调的第三位，不是因为“太右”，而是“还不够右”。民调排名在他们前面的极右派自由党头头，公然发表赞赏当年纳粹党卫军军官的言论，并且宣称当年的所谓犹太人死亡营，只不过是“刑事犯的监狱”罢了。在这样的潮流下，关心自己政治前程的盖勒也加入了否认“浩劫”历史的行列。此时她再站出来帮助犹太继承人，显然很不合时宜。这样的大背景下，费尔迪南的继承人在奥地利无法寻求公正就是很必然的结果了。

　　早在1955年5月15日，奥地利政府曾经签署了一个国际条约，其中第二十六条的意思是：自1938年3月13日以来，有许多被侵占的私人财产归还没有执行，奥地利政府同意这些财产必须归还。这个条约显然是特指德奥纳粹时期的侵占。1938年3月12日，是德军进入奥地利的日子，从此德奥宣布合并。

　　根据这样的国际条约，奥地利政府应该归还纳粹时期任何被侵占的私产。玛丽亚流亡美国之后入籍，作为美国公民已经六十年，律师勋伯格认为，在奥地利这样的政治大气候下，唯一的出路是根据奥地利签署的国际条约，通过美国政府为自己公民寻求公正的干预来解决，他说，假如不是这样，“这些错误将永远不会被纠正”。

　　1959年5月15日，驻奥地利美国大使就该条约二十六条照会奥地利，明确表态：在条约范围内，对那些现在还不知道的、未来可能出现的个人追溯归还私产案件，保留追溯的权利。“布洛赫－鲍尔收藏”一案，应该涵盖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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