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66)_林达

六六

　　§“金色克里姆特”的归宿

　　一

　　2006年7月7日，一个新闻轰动了世界艺术拍卖市场。奥地利著名油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在一百年前的一幅肖像画，拍出了世界艺术史的最高价，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比此前拍卖纪录最高峰的毕加索《吹笛子的男孩》一亿零五百万美元，价格高了将近三分之一。

　　克里姆特出生于1862年，三十五岁时艺术趋于成熟，于1897年创建了“维也纳分离派”，开始反学院派的创作道路。他的风格格外强调装饰效果，与“新艺术运动”、“青年风格”派有些接近。他开始转变画风的时候，作品被认为是惊世骇俗而不能被客户所接受。后来他采用彩色平面装饰纹样来突出他所描绘的主题，当这些纹饰开始变成弥漫的金色，深陷其中而略微变形的人物，变得神秘而迷茫，令他大获成功。克里姆特留下的《吻》和几幅人物肖像，一直陈列在奥地利画廊。奥地利画廊就是奥地利的国家美术馆。这几张画简直可以说是奥地利艺术的象征，变成奥地利国家的一种标志了。

　　名画《阿德勒·布洛赫－鲍尔夫人肖像》的上拍，在几年前奥地利人根本无法想象，他们视作国宝的艺术品怎么会走向拍卖场？这后面有一个曲折而不寻常的故事。

　　肖像画上的妇人叫阿德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奥地利糖业大王费尔迪南·布洛赫－鲍尔（Ferdinand Bloch-Bauer）的妻子。富有的费尔迪南本人其实是捷克斯洛伐克籍的犹太人。1907年，他重金邀请正处于创作盛期的克里姆特，给妻子画了几幅肖像。费尔迪南买下其中两幅，还同时买下了克里姆特的四幅风景画。在维也纳，费尔迪南的住所就像是一座博物馆，而请克里姆特画肖像，验证了主人的艺术收藏眼光。

　　1925年，阿德勒突然去世。在去世前两年的1923年，她曾经留下遗嘱，提到了自己钟爱的克里姆特画作：“我要求（ichbitte，德语‘要求、恳求’）我的丈夫在他去世之后，把克里姆特画的两张我的肖像和四张风景画留给奥地利画廊。”妻子死后，费尔迪南宣布，对于这些画，他会按照妻子的遗嘱去做。他在家里布置了一间纪念屋，里面总是摆满鲜花。此外，屋里只有妻子的肖像，这幅画以金色为主色调，被称为“金色克里姆特”。

　　1936年，在奥地利画廊的请求下，费尔迪南先捐了一张克里姆特风景画给他们。不久，欧洲局势骤变，不论是费尔迪南的犹太人大企业家身份，还是他一贯的政治观点，都会成为纳粹的追捕目标。1938年，他扔下在奥地利的一切财产，匆匆逃离，先去了自己在捷克斯洛伐克拥有的一个城堡，在纳粹再次逼近的时候，他逃往瑞士。直到1945年，费尔迪南在流亡中去世。

　　费尔迪南和妻子没有留下孩子，只有几个侄辈很亲近。在他最后的两份遗嘱中，前一份是宣布废除在此之前的遗嘱的全部内容，后一份是把自己所有的财产留给三个侄辈。这时，他几乎已经失去了一切。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盟军没收了许多被纳粹掠夺的犹太人艺术品，集中在慕尼黑。这些艺术品来自曾被纳粹占领的欧洲各国，其鉴定和归还过程非常复杂。盟军不接受原主人个人的归还申请，而是交给战后各国政府，由他们负责归还自己的国民。战争结束后，作为轴心国一员的奥地利纳粹政府当然垮台了，可是战后政府在对待归还犹太人财产上，仍然态度苛刻。这种被犹太人感受为“敌意”的原因可能十分复杂，它和历史上的欧洲反犹传统有关，富裕的犹太人引人嫉妒，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的奥地利总统在归还犹太人财产问题上态度相当傲慢，他认为“总的来说，不能让我们整个民族为犹太人的损失负什么责任”。这位总统也是个学者，还曾经是阿德勒的朋友。

　　费尔迪南流亡后，失去了在奥地利的糖业公司，他的瑞士银行股票被纳粹拿走，他的家被占用，成了奥地利的铁道部。为掠夺费尔迪南庞大的艺术收藏，纳粹特地派了一个专家小组到他家里。费尔迪南收藏中著名的四百件一套的瓷器被拍卖，艺术品中的精品被送到维也纳博物馆，一些被送给希特勒和格林。纳粹的律师也乘机留下几件作为个人收藏。还有一部分准备留给希特勒筹备中的博物馆。

　　费尔迪南遗嘱的继承人是三兄妹，玛丽亚·阿尔特曼（MariaAltmann）和她的哥哥罗伯特（Robert）、姐姐路易丝（Luise）。他们在“二战”期间都历经磨难。1937年，二十一岁的玛丽亚成婚时，费尔迪南把妻子的钻石首饰送给了这个侄女。婚礼后仅仅几个月，费尔迪南就被迫流亡。玛丽亚的新婚丈夫被关入了达豪集中营，纳粹抓他是为了侵吞财产。在交出产业之后，玛丽亚的丈夫从达豪集中营出来，他们仍然被软禁。费尔迪南送给玛丽亚的首饰也被盖世太保拿走，其中的钻石项链被当作礼物送给了纳粹头子格林的夫人。最后，玛丽亚和丈夫冒险逃离，辗转来到美国。1945年费尔迪南去世的时候，他们已经是美国公民。罗伯特和另外两个弟弟一起逃到加拿大。路易丝逃到南斯拉夫，她的丈夫却在战后被当作“资产阶级分子”枪毙。劫后余生，兄妹三人都已经流亡国外，就委托在奥地利的律师朋友黎奈克（Gustav Rinesch）帮忙，看看能不能追回一些财产。

　　黎奈克律师开始艰难的追索过程。他从纳粹分子手里追回了一件克里姆特风景画，又和维也纳市政府打交道。市政府同意说另一幅克里姆特风景画“应该”归还，可是却要向原主索要市价。这幅画其实在纳粹期间就已经交奥地利画廊收藏，画廊则坚称，根据阿德勒1923年的遗嘱，这画早就是捐赠品了，根本谈不上归还。阿德勒遗嘱和法律文件都在画廊手里，黎奈克律师根本看不到。当时他一点不知道，奥地利画廊主任加扎罗里（Karl Garzarolli）其实完全清楚画廊是非法占有。1948年3月8日，加扎罗里私下写信给纳粹时期的他的前任主任，明确表示，“布洛赫－鲍尔收藏”中的克里姆特画作，找不到任何合法的捐赠文件，所以他自己的处境变得“极为尴尬”。

　　加扎罗里也清楚知道，劫后余生的犹太人非常弱，根本无力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因此，加扎罗里并不想归还非法占有的画作。1948年4月2日，他写信给奥地利国家纪念馆办公室的负责人德慕斯（Otto Demus），对“布洛赫－鲍尔收藏”中的其他克里姆特画作表示关注。德慕斯第二天就给黎奈克律师打电话说，假如费尔迪南的继承人坚持他们对“克里姆特画作”的拥有权而不“捐献”出来的话，他们家的其他东西都休想得到出口许可。在这样的压力下，黎奈克律师答应妥协，作这种“捐献交换出口”的交易。在文件中黎奈克律师写道：“我依赖于你对公正的判断。”在作出这个交易之前，黎奈克律师并没有特地就“捐献”征求国外继承人的意见。考虑到当时犹太人的处境和“国家”的强硬，黎奈克律师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捐出“克里姆特画作收藏”之后，他们的财物仍然被扣，只能继续不断“捐献”艺术收藏，直到1949年，他们还在苦苦为索回私产而挣扎。不仅是艺术品，费尔迪南留下的巨大糖业工厂，奥地利只给六十万美元补偿，外加条件是继承人捐出已经成为奥地利铁道部的费尔迪南豪华私宅。

　　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只发生在这一家人身上。当时的犹太人幸存者大多流亡在国外。奥地利政府就利用了盟军转交给他们的权利和一些出口法规，扣住属于犹太人的个人财产，并且以国家的名义，要求犹太人捐出大量艺术品，以换取将其他私人财产“出口”带往居住国的许可。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欧洲其他国家，费尔迪南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私产就全数都被扣下。历经种族屠杀和完全没有法治的时期，犹太人的生存状态降到了最低点，能捡回一条命就已经很幸运。战后索回私产的经验，让他们再次体会了被歧视和遭受掠夺的感受。可是，作为私人面对强大的国家和政府，都只能忍气吞声，让它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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