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47)_林达

四七

　　用生命来尝试

　　对这五个年轻的家庭来说，他们的目标就是想用和平的福音，去停止一个原始部落的杀戮长矛。

　　这就是当初传教航空联谊会（MAF）成立时的构想。他们有了MAF提供的小型飞机，就有可能去人迹罕至的地区，履行自己的使命。他们的小飞机涂着亮黄色，很是醒目。飞机先把他们带到一个传说中奥喀斯出没的地区附近，然后，在一片潮湿闷热的密密雨林中，他们建起营地来，与野兽和蟒蛇为邻。与外界的唯一联系，就是MAF给他们的无线电通讯设备。

　　他们差不多都是来自凉爽的美国北方，却要适应亚马逊流域热带原始森林的环境，不仅是男人，还有女人和他们的孩子。在此后留下的资料影片中，有一些是他们营地的生活状况，那是五个家庭聚成的大家庭，艰苦却也快乐。他们的表情是平和而快乐的，显然他们知道他们要做什么，虽然并不清楚将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

　　他们开始寻找奥喀斯部落的踪迹。每天，飞行员带着同伴出航，在一片绿色的雨林上空盘旋寻觅。他们终于发现，在密密的绿色之中露出一个被开拓出来的“斑点”，那是人的聚落！虽然“找到”了，可是根据以往有关奥喀斯部落和外界偶遇时的杀戮记录，立即展开面对面的接触几乎不可能。

　　就在他们努力的同时，萨因特的姐姐瑞秋（Rachel Saint）也在附近参加类似工作。她在厄瓜多尔人的茶叶农庄里，巧遇了两个干活的印第安女孩，原来这两个女孩是躲避同部落男人的追杀而逃亡出来的奥喀斯人。瑞秋开始和她们做朋友，这才知道，她们把自己的部落叫做瓦欧达尼。瑞秋把其中一个叫做达玉玛（Dayuma）的女孩带到自己住的地方埃兰（Ila），向她学习部落语言。如同拨开密密丛林，通往“杀手奥喀斯”部落之路，终于隐隐露出来。消息传来，吉姆·埃利奥特风尘仆仆，特地赶到埃兰，向达玉玛学了一些最基本的交往语言。

　　就这样，他们一步步在朝着目标往前走。

　　在美国家里的时候，有一次萨因特在铅笔上拴了一根绳子，捏着绳子的端点画圈，然后对妻子解说，他们没有直升机，他在考虑怎样利用小飞机绕圈飞行，控制直径和速度，使吊在下面的东西能够“定点”。现在，他们就运用自己发明的“技术”，开始尝试间接接触，为此他们还改进了飞机。1955年10月，在瓦欧达尼部落的上空，他们“定点”地送下去一个篮子，篮子里是五个家庭精心准备的礼物。看到收上来的篮子空了，他们觉得：已经又向前走出了一步。

　　11月12日，他们还是像往常一样送下礼物。这一次，收上来的篮子不是空的，篮子里系着一只大大的、美丽的热带鸟，那是来自奥喀斯人的礼物！回到营地他们兴奋异常。五家人一起商量，他们是不是要冒险向前再走一步。他们觉得，“面对面接触”的时机，似乎已经来临。

　　这一步他们迟早会走出去，只是什么时候、如何走的问题。他们还是很小心地策划着。一个妻子提出来：她们随丈夫一起从库拉赖河进入，把营地往里再移一步。丈夫们反对：太危险，还是他们先进去，建立一个临时营地。他们已经从飞机上看好一个河滩，那里可以起降小型飞机。五个年轻人都自愿要去。

　　1956年1月3日，他们在营地举行了最后一次祈祷聚会，然后飞往距离奥喀斯部落四英里的库拉赖河畔，一次次地运送材料建立了临时营地，还在大树上搭建了一个“树屋”。他们把这里叫做“棕榈滩”。对于他们的妻子们，那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日子。他们都知道，以前有一些和他们一样的人，因为做同样的事情，结果被南美印第安人杀死。在1944年，就有四个义务工作者被杀死在玻利维亚的丛林里。因此，“棕榈滩”经常和营地保持无线电联系，营地再向MFA通报情况。

　　三天后的1月6日，“棕榈滩”上终于出现了三个瓦欧达尼印第安人，两个女人，一个三十岁男人。志愿者们自己称那名男子“乔治”，几年后才知道，他叫尼奇维（Naenkiwi），一个才十几岁的女孩正是达玉玛的妹妹吉玛利（Gimari），那个妇人是她的姑姑明塔卡（Mintaka）。吉姆·埃利奥特试着用学来的瓦欧达尼语，加上手势和他们简单交流。传说中的“杀手奥喀斯”看上去似乎并不可怕，他们也好奇，也一样微笑。应“乔治”的要求，萨因特用小飞机把他带到部落上空，他高兴地探出身子，对下面大喊大叫。第二天，一对男女印第安人离开回部落，讲好隔天再来。看来一切都正常。

　　1956年1月8日，纳特·萨因特用飞机的设备呼叫营地，把这一切通知妻子，他们估计大约下午两点半，印第安人还会来访。萨因特答应在四点三十五分再次与营地联系。

　　可是，从此再没有传来他们的呼叫声。他们失踪了。

　　五个年轻志愿者失踪的消息传回美国，立即有志愿者组成搜索小组。在他们失踪地点附近，一名飞行员从空中俯瞰，发现河里有尸体。情况不明，降落条件困难，飞行员不敢贸然下去。美国有许多类似的民间组织和个人，为了自己的理念在海外活动，例如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大名鼎鼎的飞虎队，一开始就是这样一个由飞行志愿者组成的民间组织，而不是政府派出的军队。在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民间活动由于规模小，美国政府都并不清楚。可是，一旦发生在海外的美国公民有危急情况，政府自然有责任救助。但是人不在美国本土，涉及主权问题，政府出面救助有时就很困难。最后，美国和厄瓜多尔达成谅解，由美国空军的直升飞机，进入这个地区实行救援。

　　五个年轻人都找到了，他们被长矛多次刺杀至死后扔在河中。飞行员萨因特被砸碎的手表上，时间停留在三点十二分。

　　通过媒体的报道，消息已经传开。因此，在美国空军派去厄瓜多尔的救援飞机上，还载着一些报刊记者，其中就有著名的《生活》（Life）杂志的匈牙利裔摄影记者康奈尔·卡帕（Cornell Capa）。

　　康奈尔·卡帕是“二战”期间最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的弟弟。罗伯特·卡帕拍摄过大量1936年西班牙内战和“二战”期间反法西斯战争的照片，也拍摄过中国的抗日战争，最后死在1954年越法战争的采访拍摄中。他的一系列传奇故事和精彩的战地摄影世界闻名。康奈尔·卡帕的摄影风格有些不同，可他也是个非常踏实的摄影记者，有精细的艺术感觉，也对重大社会事件和政治事件具有特殊的职业敏感。他们兄弟二人的摄影作品近年还一起在日本展出过。

　　康奈尔·卡帕拍摄了整个过程，从寻找失踪者到最后一名殉难者被葬入坟墓。在为《生活》工作之前，康奈尔·卡帕本人和这次失踪的萨因特一样，也曾是“二战”中的美国空军飞行员。料想这个特殊的航空联谊会与昔日战友的特殊选择和遭遇，一定先震撼了摄影家本人，所以，他感性的新闻照片才和《生活》的报道一起，震动了所有的人。有人说，这一类的殉难事件很多，一般都不为人知晓，是康奈尔·卡帕的摄影镜头，才使得这一殉难事件成为二十世纪美国最重大的新闻事件之一。

　　这个区域仍处于危险状态，美国空军的任务是救援，虽然救援人员都有武器，也要尽量避免冲突。因此，死者被匆匆在当地安葬，五个家庭的遗孀没有能够去墓地送行。1956年1月13日，空军的直升飞机在离开之前，特地带着她们，围绕亲人遇难的沙滩和墓地的上空飞行以告别。

　　几年后才得知，有五个印第安人攻击了他们。五个被杀害的年轻志愿者中，有两个是“二战”战场上回来的士兵，在总部的坚持下，也都带了自卫防身的手枪。可是在生死关头，大多没有开枪而束手被害。后来知道，只有一个志愿者最后开了一枪自卫，致使一名攻击者受伤，在回去很久之后死去。可以想象，假如他们都积极自卫，绝不会是这样的结果。一位遗孀对这样的结果却并不意外，她回忆说：丈夫临行对她说，不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动用武器，“对于进天堂，我已经准备好了，可是他们却还没有”。

　　直升飞机载着所有的遗属和孩子，全部撤离。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