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34)_林达

三四

　　§读《考古学一百五十年》

　　刚收到黄其煦先生寄来他再版的译作《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据通读校稿的安志敏先生介绍，作者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博士是著名考古学史家，1914年出生于英国，1938年后一直在剑桥大学任教，这本书在英国剑桥和美国哈佛，都被选作教科书。

　　我读书驳杂不精，对书的评判很自私，最高评价就是我自己觉得好看：能读进去，掩卷有收获。读书驳杂习惯来自少年时光：渴书年龄适逢无书，能到手就都是圣明，常常是半懂不懂也照样不吐枣皮囫囵吞下。对书的理解局限于自己的能力，记得有一天，一本华罗庚《数论导引》，令我们一圈人都傻在那里。其煦先生可算同代人，想到我在没头苍蝇一样撞书时，他已在孜孜以译行内经典，不禁汗颜。好在这本译著我还能读懂也觉得好看。

　　门外读完一本专门史，还是忍不住有些门外心得想写下来。这本书原名是《考古学一百年》，后来增补就又扩出五十年去。一路读来，我发现自己最感兴趣的还是前一百年。它细述了一门新兴学科从无到有、逐渐成熟的群体思考过程，而这个群体，则是西方诸国学人的联合大军。

　　作为东方人，免不了时时有个对比的存心。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大地为纸，徐徐展开中国四大发明，自豪之余人们却很少想到，活字印刷发明只是个孤远记录，并没有因此变作大规模普及知识的现代印刷术。直到现代引进铅字活字印刷机器时，中国印刷术其实还是木刻雕版的古代艺术活儿；更不大去想，中国现代学科体系何以很难自己成型。

　　考古起源于古物收藏，这是东西方的共同起点，王公贵族都有收集奇珍异宝的“古物柜”，大家曾经都站在“艺术鉴赏、收藏热情”这个开端。然后出现一个分岔，东方仍然延续它的古物柜，发展只是把小古物柜发展成古物屋、再发展成故宫这样的大古物宫。而在一个拐点，古物柜却在西方走上另一条岔道，逐渐形成现代学科。中国最终还是从西方现成引进考古学，当然引进的不只是考古技术，而是现代学科概念和手段。

　　一开始好像只是个不同“兴趣”的分野。

　　这本书主要介绍“史前”考古学史，也就是关注有文字记录之前的人类。在西方，是对人类起源、文化起源和发展的好奇，逐渐超越了艺术的痴迷和财迷。根据现在的知识认定，“有史”只是人类历史的百分之一。这种好奇来自哪里？如作者认为，史前考古学并不能追溯到希腊，可是史前考古学兴趣的基础：研究人的起源和本质，却从古希腊哲学就开始了。

　　这种兴趣和历史感并存，书中提到巴比伦最后一个君王那波尼德，他被看作是历史上第一个考古发掘人。他发掘一个神庙，在地下九米处发现一块纳拉姆辛放下的基石，他感动于自己的收获，感叹着：三千二百年以来，历经众多君主，而自己是第一个重见这块基石的国王。驱动他发掘的是“深究历史”的兴趣。这种兴趣、历史感，自希腊罗马一路下来，又在文艺复兴达到高潮。很有意思的是，作者认为对自己远古先人的兴趣，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自然的“爱国情感”。

　　可是，假如没有“对人类过去的物质遗存进行收集、发掘、分类、记录和分析”，那就还是只有收藏的“古物学”，而没有史前史。但“兴趣”仍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始动力。和东方不同的是，这不是一种偶发的古代发明家的特殊兴趣，在西方世界里它迅速发展成为公众兴趣。

　　本书作者认为，没有十七世纪公众对自然学的广泛兴趣，就不会推出史前考古学，这里还伴随地质学的发展，地质学提供了远古动物和古人类并存的证据。对这些证据的探讨，形成席卷欧洲风靡民众的智力活动。在十七世纪，欧洲就有了大量民间科学协会和皇室支持的皇家科学协会，而“那不勒斯的自然科学院则早在1560年就已经建立”了。在十九世纪中叶，“地质学成了时髦的学科”，不论是伦敦皇家学院、托尔奎力学研究所或自然史学协会举行的讲演，“人们都蜂拥而至”。

　　同时，这些兴趣很自然就导致了一系列书籍和学术及科普刊物的出版。当然，德国人约翰·古登堡（1397—1468）在十五世纪中发明了用铅字活字与机械印刷术是一个原因，而且在欧洲，它不仅是一个发明，还是被推广应用的一个技术。这一切的前提，是欧洲久远的自由城镇的公民意识以及被认可、受到鼓励的表达权利。假如在一个国家，今天要办一份杂志，比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更困难，你不免要怀疑那里的民众创新能力是否能充分发挥。

　　史前考古是非常年轻的学问。本来，人们只可能通过文字记载了解历史，所以大家面前曾经只有两部书：文字史和记录口传的史前神话，前者历历可数，后者腾云驾雾真假莫辨。尤其西方是天主教世界，十七世纪，爱尔兰裔的厄谢尔大主教，把自己推算的人类的创始起源，确定在公元前4004年的某月某日某时某刻，并且印在了钦定版的《圣经》边缘。公元前不是史前，有文字记载的古希腊古罗马等，已经占据了4004年的大部分，这使得对史前人类的研究，更加被挤压得没有空间。一开始大家都不会想到“史前”，再说现代人很难想象，当时挑战先入为主的大主教论断，并不那么简单。但是文艺复兴之后，鼓励寻求真相的自由社会，会自然走到它命中注定的那一点。

　　今天我们现成享受着前辈的研究成果，很少想到小学生就能学到的史前分期概念，在过去漫长岁月中只是迷雾一团。《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强调，从古物学跨入史前学的关键一步，是北欧考古学家的“三期说”。欧洲各国逐渐进行大量考古发掘，收藏大量器皿，可那不过是一大堆不知准确年代的古器物，是丹麦科学家在十九世纪初给史前人类划分了“石器、铜器、铁器”三个时期。作者介绍：这是因为丹麦国家博物馆首席馆长，必须要给展品作出某种“编排序列”。提到这一点时，作者一副理所当然、一笔带过的样子，但回想东方，我没法不认为：这个现代史前史科学分期的关键概念，其实是一群长大了的母鸡们必然要下的一个蛋吧。母鸡们就是在“面对公众”概念下产生的博物馆们。许多史前考古的学术成果，最初都只是博物馆工作人员写给公众的说明书。而公共博物馆在欧洲的出现，源自“公民”和“公众”的概念，这是自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在深入讨论和实践的东西。假设他们历来只有君君臣臣、主子奴才的概念，只有老佛爷收集珍宝的概念，要谈什么现代学科可能就难了。

　　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和广泛热爱，使大量爱好者投入考古，研究自然会有进展。就像人人热衷健身运动，自然就能推进体育发展。西方世界随着考古范围扩大，传奇不断，最精彩的考古故事是德国人施里曼发掘特洛伊古城。我虽然以前读过这个故事，可是再次读到还是觉得这家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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