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31)_林达

三一

　　二

　　从2000年开始，莱霍夫深入巴勒斯坦。他冒着生命危险，大部分时间在巴勒斯坦工作，拍摄了一系列有深度的中东问题纪录片。正如一个观众说的，莱霍夫拍的这些纪录片都具有揭露真相的震撼性效果。例如，莱霍夫的纪录片《沉默的出埃及记》（Silent Exodus）入选2004年巴黎人权电影节，也在同年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播放。纪录片重现了被大家忽略的一段历史事实。

　　今天，人人都知道有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莱霍夫的《沉默的出埃及记》让人们看到了同一场战争的另一后果——数量庞大的犹太人难民。中东难民问题的起因是1948年中东战争。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根据联合国决议建国。第二天，5月15日，阿拉伯最强大的四个国家，在几乎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下，入侵以色列，宣称要消灭这个刚诞生一天、没有援助和像样军队的新生国家。

　　纪录片《沉默的出埃及记》当时在以色列的国土范围内有许多居民是阿拉伯人。很多学者探讨巴勒斯坦难民的形成时认为，难民们有的是因为躲避战火离开，有

　　一些身在战区的是在以色列军队要求下离开，更有几十万人是听从了阿拉伯国家的号召而离开家园，这些国家向他们保证，只需很短时间以色列就会被消灭，他们可以作为胜利者和征服者回去。而留下来没有走的阿拉伯人今天是以色列的国民。

　　非常意外的是，强大的阿拉伯联军的突袭并没有消灭当时弱小的以色列。这些离开家园的大批阿拉伯民众因此滞留在今天的巴勒斯坦成为难民。巴勒斯坦难民是世人皆知的问题。鲜为人知的是，这场战争其实也造成大量犹太人难民。犹太人在阿拉伯地区居住已经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一些犹太人社区延续了已经有两千五百年之久。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大部分是著名的塞法丁人（ Sephardim）。“Sephardim”这一称呼来自希伯来语“西班牙”（Sefarad）。他们的祖先生活在西班牙，在阿拉伯人统治时期，犹太人在西班牙南部成为和阿拉伯人相处得最好的族群，以至于在1492年的“光复”中，基督教西班牙人先把所有犹太人驱逐出境。他们离开西班牙进入北非，仍然世世代代习惯居住在阿拉伯国家。他们当时说古西班牙语，现在这种犹太方言叫Ladino。他们的后代就被称为“塞法丁”。就在1948年阿拉伯世界决定消灭以色列的时候，也引发当地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仇恨，他们开始驱逐已经世世代代在阿拉伯国家生活的塞法丁犹太人（也被称为阿拉伯犹太人）。不容辩驳的事实是：直到1948年，在摩洛哥、埃及、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突尼斯、黎巴嫩、也门、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有将近九十万塞法丁人在那里生活，今天只剩下不到八千人。这些被驱逐的人流亡至世界上各个国家，其中有六十万难民涌入以色列。

　　“出埃及记”是《圣经》中犹太人跟着摩西大迁徙、寻求自由的历史。莱霍夫的纪录片以《沉默的出埃及记》为名，提醒人们，这段新的百万犹太人被迫离开家园的大迁徙，因为他们的“沉默”而被大家忘记了。他采访了大量犹太人难民，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使得这段尘封的当代历史重见天日。重新讲出这段历史事实，并不只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当年一场侵略战争中将近百万的犹太难民受害者，而是对解决今日中东难民问题，引出有价值的思考。

　　看了这部影片，人们会思考这样的问题。犹太人难民的人数不比当时的巴勒斯坦难民少。可是，今天人们从来没有听说中东和平进程中，有所谓的“犹太人难民问题”需要解决。大家会看到，处理难民问题的方式不同，结果也有很大不同。当时的以色列政府认为，应该使得这些不幸的犹太难民尽快回到正常生活状态。因此，以色列尽可能分散安置蜂拥而来的难民，他们一开始都住在难民营，也就是被以色列人称为是“Ma’abarot”的“帐篷城市”里。以色列社会帮助他们逐渐融入进去，犹太人难民也就没有聚集成巴勒斯坦那样“永久的难民营”。另一方面，犹太难民虽然也是受害者，却并不认为自己长期维持难民身份、依靠救济在难民营生活是一个好的选择。他们忍受了煎熬和痛苦，试着忘记过去，再一次开始一个新移民在他乡异土上的艰难生存。1958年，以色列境内的最后一个“帐篷城市”撤销。

　　将近百万中东战争造成的犹太难民，就这样无声地消失了，消失在犹太人社区里，消失在这个世界能够接受他们的土地上。他们没有依靠联合国难民署生活。相比之下，巴勒斯坦难民从1950年联合国登记的七十一万一千人，到2002年因难民营人口自然增长，依靠联合国救济款生活已经达到四百万人。

　　也许有人说，那是因为以色列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在世界各地也有一些富裕的犹太人在帮助他们。事实上，建国时期的以色列人口只有六十五万，充斥着大量无家可归的“二战”难民，并不是一个富裕国家。以色列国土是弹丸之地，百分之七十是沙漠。以色列刚刚接受大批“二战”难民，紧接着就是战争，就开始接受从阿拉伯国家被驱赶的新一波难民潮，总数相当于当时的以色列人口。虽然难民得到来自世界各地犹太人的资助，可是当时欧洲犹太人的绝大部分个人财产，几乎都在“二战”中被纳粹掠夺，丧失殆尽，外援十分有限。相比之下，庞大的阿拉伯世界却有很多是富裕的石油国家，分散安置阿拉伯难民的消化能力远比以色列要强得多。他们没有做，只是他们不愿意做。

　　巴勒斯坦难民成为中东和谈的一个最大难题。巴勒斯坦一方，坚持要以色列接收今天的全部巴勒斯坦难民，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合理要求，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将近六十年过去，巴勒斯坦当年的难民很多已经不在了，他们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承袭着难民身份住在难民营里，难民营依靠联合国救助资金维持，人数已是当年的六倍。六十年来，被极端思维控制的巴勒斯坦教育自成系统，难民营的孩子从小被灌输仇恨。他们的历史教科书否认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有大量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人的“大屠杀描绘”。课本把恐怖分子塑造为英雄，而愿意和以色列和平相处的阿拉伯领袖，都被描绘为叛徒。在这样的教育下，难民营长期成为极端分子的基地，一代又一代的难民们是被极端派保留利用的一股“力量”和筹码。正是他们的极端思维，使得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变得不可解决。善良的人们往往忽略一个事实：仇恨是可以通过教育培养产生的。

　　莱霍夫用自己的纪录片对中东和平进程中始终无法解决的难民问题，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的机会。

　　莱霍夫的纪录片更多是现实题材。典型的是他的《通向杰宁之路》（Road to Jenin）。该片曾被译成波兰语在华沙国际电影节放映。这是莱霍夫对震动世界的巴勒斯坦一方宣称的“杰宁大屠杀”的实地调查。2002年4月，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杰宁难民营发动攻击。在包括英国记者在内的报道中，以色列在杰宁进行“大屠杀”，报道中的死亡人数从几百到几千人不等。莱霍夫深入现场，对一个个细节进行核实。在他的片中看到，攻击起因是杰宁难民营成为了恐怖主义者的基地。在以色列爆炸的针对平民的炸弹，将近一半出于杰宁难民营。就在杰宁战役之前几天，杰宁恐怖分子的炸弹在一个旅馆前爆炸，杀害了二十九名以色列平民。纪录片记录了对杰宁恐怖分子基地开始攻击之后，巴勒斯坦的高级官员对美国CNN电视台宣布，以色列的攻击中巴勒斯坦一方死亡高达五百人。而在国际工作者决定亲赴现场调查时，巴勒斯坦官员马上改口，把杰宁战役的死亡人数降到与以色列估计相差不多的五十六人。最后联合国的调查结果是，杰宁有战斗，没有屠杀。巴勒斯坦一方死亡至少五十二人，其中二十二人为平民，以色列在战斗中被打死的士兵是二十三人。

　　莱霍夫纪录片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他告诉善良的人们，他们往往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糊涂在被恐怖分子利用，成为平民甚至是阿拉伯平民死亡的原因。道理很简单，所谓恐怖分子的特征就是不择手段，杀害平民是他们实现目标的公开手段。假如平民死亡能够带来对他们有利的国际舆论，他们完全不会吝惜以他人的生命来换取这样的舆论。因此，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基地总是在难民营，他们的武器库总是在居民区，他们总是要引发武力冲突，甚至制造、伪造惨案，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在最近的中东冲突中，中国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工兵营营长告诉中国媒体CCTV，真主党的发射阵地故意放在联合国营地附近。以色列通常由弹道追寻仪导向，五分钟之内向火箭来袭方向自动回击。将导弹发射阵地设在居民区就使得以色列反击时误炸平民的几率大大提高。如果制造血腥新闻能够对自己有利，恐怖分子会毫不犹豫地去做，他们在给公众“喂”所谓的“新闻”，以引导舆论走向。不幸的是，他们在这方面常常是成功的。

　　三

　　莱霍夫的新纪录片《自杀杀手》推出之际，黎巴嫩和以色列冲突战火正酣。2005年7月15日，莱霍夫接受了美国MSNBC电视台的采访。莱霍夫谈到，他的这部新影片并不是政治性的。他在工作中接触到许多在自杀炸弹袭击中的幸存者，因此他也不断听到不同的受害者对自杀炸弹手的描述，尤其是听不同的人讲到，在引爆的最后一刻炸弹手总是面露微笑。这促使他开始想了解，究竟是什么个性的人，会犯下如此罪行。

　　莱霍夫说，他的电影不是“政治正确”的。莱霍夫说的“政治正确”，是西方世界长久以来在自觉推行的一系列言论原则，例如避免在公开场合批评某一个特殊文化或者群体的弱点，尤其是对异文化和弱势群体。它的出发点是对他人及他文化的尊重，是对弱势群体的尊重。可是这个趋势开始之后很快走向极端，也就阻碍了对一些种族问题、性别问题、文化现象等问题的正常研究和讨论、批评，因为批评者害怕被别人说成是“歧视”、“政治不正确”、“种族主义”等等。最后，对一些领域的探讨成为禁区，也就谈不上着手解决。莱霍夫说，他的影片要触及“现实问题”和当今伊斯兰文化产生极端主义的一些真实面貌。他认为自己的纪录片明确地谴责一种极端主义者的仇恨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一些人以神的名义劝导杀人，这种洗脑使得杀人和自杀成为另一些人的唯一生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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