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30)_林达

三〇

　　§莱霍夫和他的电影纪录片

　　在以色列、黎巴嫩冲突炮火连天之时，一部有关这个地区的新纪录片正在推出。影片尚未正式上映就已在业内轰动，吸引外界广泛关注。这部电影的制作人长期关注中东问题，以纪录片方式向人们介绍这个地区被遮掩在幕后的真实细节。这部名为《自杀杀手》（Suicide Killers）的影片，是他推出的第七部中东纪录片。他的名字是皮埃尔·莱霍夫（Pierre Rehov），法国人。

　　一

　　皮埃尔·莱霍夫是个法国人，却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他出生的时候，阿尔及利亚还是法国殖民地。在童年时代，莱霍夫就目睹过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恐怖活动。1961年莱霍夫九岁，阿尔及利亚即将在第二年独立，这个国家处于动荡之中。面对可能发生的巨变，二十五万生活在那里的普通法国居民，对生活前景和安全满怀忧虑，决定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移居法国。虽然从国籍概念来说，他们是“回国”，可是，其中大多家庭都是几代人生活在阿尔及利亚，根已经扎在那里。所谓的“回法国”，对他们来说其实是移民。莱霍夫随着父母，被卷入这一波巨大的移民浪潮之中。也许，这样的童年经历使得他比较早熟，看问题也会复杂一些，“多一个角度”。

　　莱霍夫在法国的氛围中长大，对于中东问题并没有特别的倾向和关注。直到2000年，他在电视里看到法国二台播放的有关穆罕默德·阿尔－杜拉（Muhammad al-Durrah）死亡过程的报道。

　　穆罕默德·阿尔－杜拉之死，是一个震惊世界的真实事件。穆罕默德·阿尔－杜拉是加沙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在中东冲突的一次交战中被流弹打死。法国电视二台拍摄了整个过程，并且公开放映了几组镜头，马上被全世界的电视台转播，是当时最震动的新闻。在密集的枪弹射击中，男孩躲在父亲身后，两人一起紧贴墙根坐在地上，万分无助地躲避在墙角边的一个铁桶后面，孩子惊恐万状地大哭，父亲徒劳地试着拉扯他，希望能挡住孩子。镜头切换至最后，静止在孩子身中四弹、倒在重伤的父亲怀里的镜头上。中弹的过程没有播放，记者宣称，整个过程中更血腥的镜头，被他们在剪接编辑时剪去了。在播放中可以听到“不要开枪”的叫声。新闻报道说，当时试图接近的救护车驾驶员也一死一伤。事件中的父亲事后接受采访说：“这是我一生的噩梦……我的儿子吓得向我求救：‘为了上帝的爱，保护我，爸爸！’我将永不能忘记。”

　　电视的特殊传播功能，使这一段录像远远超越了新闻的意义，那是活生生在人们眼前演出的真实杀戮。由于它的震撼性和媒体本身追求“新闻性效果”的天生特质，这段录像很自然地被全世界电视台一次次地重复播放。我自己就多次在电视里看到过。

　　战争和地区武装冲突，本来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中国古人曰：兵者，凶器也。巴勒斯坦的武装力量是民间武装，武装组织基地就在难民营里，所谓战场也就是街巷。中东的武装冲突，双方都必然误伤过平民，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可是电视是具有强有力视觉冲击性的媒体，即便是一个公正的电视媒体，在描述这一事实时也会无形中带有某种宣传和渲染的意味。就这个案例来说，理智地去看：混战之中，子弹来自任何一方都是可能的，这是战争误伤平民的悲剧场面，悲剧的制造者是中东长期冲突带来的战争本身。可是在现实中，面对一个活生生的儿童被杀戮的过程，人们自然而然会本能地要求知道：这一枪是谁打的，子弹来自哪一方？

　　公众舆论的指向不由自主地跟着感情在走：哪一方发出的子弹，他们就是谋杀无辜平民的凶手、就是罪恶。当拍摄这组镜头的法国二台工作小组负责人宣布，这对父子是被以色列一方打死的时候，大家自然把它当作事实接受下来。以色列因此立即受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尤其在阿拉伯世界，以这个孩子为主题发行邮票、命名街道，这组录像更是被一再播放，也成为包括本·拉登在内的极端分子对民众展开教育的活教材。对这一类的指控，以色列军方一般都会认下“可能性”，因为在战争中他们不可能对平民的误伤一一调查，自己一方总是有一半的可能。在对这一事件调查之前，以色列官方最初的回答就是：误伤是我方责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录像刚刚公开播放的时候，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有能力质疑报道的真实性。一些有心人综合其他电台拍摄的同时发生的战事录像，开始怀疑法国二台报道的真实性，莱霍夫就是其中之一。从种种蛛丝马迹，他们发现整个过程颇为蹊跷，坚持要求对这名加沙男孩被打死的真相展开调查，终于引出各方介入。录像片的拍摄者是一个名叫塔拉尔·阿布·拉赫玛（Talal Abu Rahma）的巴勒斯坦人，他是为法国电视二台工作的自由摄影人。2000年10月30日，塔拉尔·阿布·拉赫玛在巴勒斯坦人权中心宣誓作证说，他“确认以军是有意冷血地打死穆罕默德·阿尔－杜拉、打伤其父”。为这段新闻的摄制，他得到一系列的新闻奖、记者奖、电视奖等等，包括来自法国和美国华盛顿市的奖项。

　　但是，后来的调查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这对父子所处的位置，不可能是死于以军的枪弹。而且检查那些没有播放的影片资料，不仅没有摄影记者曾经宣称在编辑中剪去的穆罕默德·阿尔－杜拉被打中时的血腥镜头，而且发现在这段片子几分钟前的片子里，就有明显的伪造新闻的证据。例如巴勒斯坦救护车救助的是没有受伤的人——一些巴勒斯坦孩子在镜头前受伤倒地，在拍完后却又站起来跑掉。经过几年的调查，基本上能够确认的是，这个男孩是被巴勒斯坦桑（Philippe Bensoussan）的纪录片《解密》（ Decryptage）之中。枪手的子弹打死的。整个调查过程记录在另一个电影人菲利普·本苏

　　可是事实是：世界各地看过这段新闻的民众，很少有人知道这场纠错的调查，更少有人去看本苏桑的纪录片。“穆罕默德·阿尔－杜拉之死”至今被极端分子利用，作为煽动伊斯兰国家民众仇恨的材料。

　　这一事件给莱霍夫很大刺激，他觉得自己在法国看到的有关中东的报道，有许多宣传的成分。例如在新闻报道中，报道误伤常常只是一方的责任。而坐在电视机前的民众是被动的，基本都不会去想双方交火打仗，怎么可能只有一方会误伤平民。后来他自己深入巴勒斯坦才发现，在那里只有倾向支持巴勒斯坦的新闻业者，或者至少是宣称自己倾向巴勒斯坦的记者，采访时才比较有生命安全的保障。他在那里发现，媒体的不公正，与那里聚集了许多有预设立场、有倾向性的新闻记者有关，尤其法国媒体更是如此。这使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新闻业者的职业操守以及大众对真相的了解，在一个区域问题的解决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中东地区依靠自身来解决冲突的能力十分有限，往往需要依靠国际社会的介入。假如国际社会没有真实的资讯来源，连事实都不清楚，不理解这场纠葛很深的冲突有其错综复杂的根源，又怎么谈得到拿出正确的应对办法来。国际社会介入解决问题的基础是公正，如果搞不清事实又何来公正。莱霍夫因此决定亲赴巴勒斯坦，用自己的镜头记录和真实报道，以抵御出于宣传目的的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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