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本书去巴黎(45)_林达

四五

　　路易十六就在马奈兹大厅被判死刑。于1793年1月被送上“自由广场”的断头台。同年十月，王后玛丽·安托瓦奈特也被送上断头台。今天在巴黎历史博物馆里，还留着两幅小小的油画，分别描绘着这两场法国最著名的死刑场景。在处死王后的画上，一边，有人还在用一个容器接着那股从脖腔里一涌而出的鲜血，另一边，却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用棍棒挑着刚刚割下的王后头颅，兴奋地冲向围观欢呼的人群。

　　之所以路易十六会在马奈兹大厅被判死刑，是因为投票决定国王生死的都是国民公会的议员。也就是说，是立法议员们在充当司法职能。司法还不是独立的。更不要去说，大厅里挤满了旁听的民众，随意大叫着发表自己的意见。假如说，过去的“俱乐部们”，是在一定的距离内强烈影响着以前的制宪和立法，那么，今天就是闯入立法大厅的民众，在直接地逼迫着立法和司法。议员们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操作着一个国家。他们声嘶力竭地在大厅里吼出自己的意见，否则其他人就根本不会听见。以至于国民公会最后订出了这样的会场规则：只准许四个人同时发言。这是一条困难的规则，我根本想象不出，大会主席是怎样做到执行这条规则的。

　　在这样的状况下，车轮的加速转动是必然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也是必然的。国民公会在1793年5月决定搬家，从马奈兹大厅搬到了杜勒里宫，就在今天半荒芜的花园曾经归属的宫廷里。搬家不几天，5月31日，“巴黎上空又响起起义的钟声”，我不知道当时的巴黎人，对于这样频频响起的钟声，是什么感觉。是一致的嗜血的兴奋？还是终有什么人，在那狭小木楼梯上的小房间里，倚在有着木头百叶窗的窗台上，看着街上涌动着的无数手持“家伙”的“无套裤汉”们，为法国忧心如焚。被钟声唤起的民众，踏着杂乱的脚步，来到这个杜勒里花园。砂石在不断地踩踏之下咔咔地痛苦作响。花圃中的花被碾为齑粉，大水池把涌动的人潮，分流为左右两股急急的人群的渠流，就是有人被挤入水池，也不会被人们注意到。最后，他们终于扫荡了整个花园，像旋风一般冲进了杜勒里宫。

　　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强烈要求逮捕被民众判定为不够激进的二十二名吉伦特“反动”议员，并提出一系列自己的主张，强迫议会通过。这些要求被拒绝。于是，接下的两天，在革命三巨头之一的马拉的指挥下，国民自卫军包围国民公会，炮口对准了杜勒里宫。吉伦特议员步了立法议会的贵族议员们的后尘。唯一不同的是，他们都没有逃脱。我们站的地方，正是在当年的杜勒里宫和竖立着断头台的“自由广场”之间。中间只隔了我们脚下这个杜勒里花园。革命的国民公会议员和要掉脑袋的反革命分子之间的距离，也只是如此数步之遥。

　　现代国家都有这样的立法，就是议员具有立法豁免权。这在欧洲是一个久远的传统。不仅议员在一般情况下不受逮捕，他们在议会内的发言也得到豁免。假如议员在立法讨论中都要以言论获罪，那么，在立法过程中，还有哪个议员敢讲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可悲的是，就在六个月前，就在这个以激进为主要调子的国民公会，在吉伦特派议员亲自参与的投票中，他们和雅各宾派共同废除了议员的豁免权。这使他们今天在工作场所被逮捕之后，又在审判中以他们在国民公会发表的观点获罪。

　　这就是在贡塞榭峄我们看到的那张油画的来历。油画中的吉伦特前议员们正在饮酒狂欢。他们被判处死刑将上断头台。在行刑前一天，他们被关押的贡塞榭峄，容许他们在一起，举行一次最后的晚餐。聚在一起时，他们中间的一个已经先行自杀。可是，躺在一旁的同伴尸体，似乎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心情，死亡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或早或晚降临、再晚也不会超过明天的一件似是而非的事情。他们依然在酒醉中笑着，笑出了眼泪。也许，他们在笑话自己废除的法案害了他们自己；也许，他们在嘲笑自己曾经多么愚蠢地以为，断头台永远只有别人才会上去；也许，他们在笑着问自己，革命怎么就革成了这么一副模样？

　　在第二天，人们已经看不到他们昨夜狂欢的痕迹。由五辆马车分别载着二十一名国民公会吉伦特议员的囚车，从西岱岛向不远的“自由广场”进发。早已聚集在那里的民众在看到马车之前，已经听到了整齐嘹亮的《马赛曲》的歌声。歌声越来越响，囚车越驶越近。他们最终歌着走下马车，歌着走上断头台。《马赛曲》开始声音减弱，每砍去一个头颅，歌声就微弱一分，直到最后的一次砍刀下落，切断了那最后的半个音符。

　　革命，又扫除了一个障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此之前，由吉伦特人一起参与，在国民公会通过了1793年《人权法》。这是法国大革命开始之后的第二个人权法案。可是，它几乎就像不曾存在一般。当时和事后，人们都没有再提起它。在当时，雅各宾恐怖时期迅速降临，《人权法》形同虚设；在事后，人们也不好意思再提起它，再夸耀为一个“革命成果”。

　　因为，投票通过该项法案的人们，就连自己生命的权利，连自己脖子上的脑袋，都没有能够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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