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本书去巴黎(44)_林达

四四

　　小礼拜堂真的也被修复了。它的前壁干干净净，只有一个简洁纤细的十字架。里面只有一个志愿导游者，正在轻轻地和一位女士交谈。礼拜堂是那么小。卢儿坐在那一排排空着的椅子之间，静默沉思。我看着她黑色的背影和前面的十字架，形成一幅很感动我的构图，就不由地拿起了照相机。可是，我就是退到最后，把自己贴在后墙上，还是无法把整个构图装进框架去。这是个小空间。可是，就在这小小的空间里，三天中，有百多名的所谓“反革命”，在被私刑处死之前，曾经临时关押在这里。

　　在靠近角落的后墙上，有一块划出的空位。那位热心的志愿导游向我们解释说，这是留着安放纪念牌的，准备纪念那些在1792年9月屠杀中的死难者。之所以现在还空着，是因为还在等待历史学家们的研究，以确定死难者的确切人数。他们不想放一块死难数字含糊的纪念牌上去。他们觉得，这对历史不负责，对死去的灵魂也不公正。

　　至今为止能够确定的，是在圣·谢荷曼教堂屠杀事件中，死去的修道院修士的人数和姓名。修士是以修道院为家的，修士们之间和修女们之间，有着如亲兄弟亲姐妹般的深切关怀和感情。所以，每一次当修道院遭遇历史劫难，只要还有一个幸存者，他就会认真记下死难的兄弟姐妹的姓名和个人资料。因此，法国修士一百多年前在中国创立的修道院，在五十多年前被关闭时的全体修士的个人资料，我们今天在美国还可以看到，虽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修士。

　　在法国的大教堂的两侧，都有一个个小的空间，安放着一些特殊的纪念。圣·谢荷曼教堂的右侧，就有一个这样的小小纪念圣坛，下端的两侧，镌刻着二十一个死难修士的姓名。就在圣·谢荷曼，他们的生命终止在这场世界著名的九月屠杀中。

　　大多数人没有留下姓名。在二百多年以后的今天，不论历史学家如何努力，不要说寻找死者姓名，就连确定死亡人数，我都很怀疑他们是否还能够做到。更无法知道的，是他们被关在这里的时候，大难将临，是什么样的心情。一切都消失了。那些对亲人的诀别，那些痛苦和战栗，那些默默的坚强，那些软弱的泪水，那些向着屠刀的苦苦哀求，都消失了。

　　在走出圣·谢荷曼教堂之后，我们去查找了有关九月大屠杀的种种资料。这时我们才发现，虽然受难者的姓名大多不存，虽然没有非常确切的死难者数字，可是，在两百多年前，已经有一些巴黎人，对于记录屠杀、记录受难者，有了很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我们找到近二十个屠杀地点的情况，其中至少十二个地点的资料，记载了屠杀开始的时刻，杀戮历经的时间，当时的囚禁人数和受难者的人数。今天的学者，根据当时不同来源的记录，列出统计表，标明上下之间的误差。

　　在我们参观过的贡塞榭峄监狱，民众在1792年9月2日晚上八点开始，共进行了九个小时屠杀，死难者人数在二百五十至三百五十人之间。在屠杀最初开始的亚伯叶（Abbaye）监狱，民众从下午两点开始，攻击刚刚用马车运来的三十名教士。他们的罪名是不肯宣誓效忠新政权。他们被毒打，到下午五点，他们被全部杀死。这个监狱的暴行持续了四十一个小时，在二百三十八名囚徒中，死难者在一百三十九至一百七十九人之间。在三天里，整个巴黎被民众无辜杀害的人数，在一千二百四十七至一千三百六十八人之间。屠杀还逐步蔓延到巴黎之外。

　　记录，只是出于一种非常单纯的人类感情：这是我的父老兄弟。他们应该和我一样，在这里呼吸自由的空气。他们无辜地被暴力终止了生命。我记得他们，记得他们一个个面容，记得他们的一个个梦想，我不愿意这些面容和梦想，被暴力彻底抹去。我希望他们的生命继续在我的记录中，因为他们和我一样，也有活的权利。在任何历经暴力的国家，出现这样的记录，是将来有可能阻止杀戮的一个标志。

　　在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情况下，九月大屠杀充分释放了人的兽性。大量的女囚徒被强奸，很多受难者备受酷刑，其中一些被肢解。在比斯特（Bicetre），四十三名十七岁至十九岁的年轻人，是被家长送到一个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患者，这时全部被私刑处死。玛丽·安托瓦奈特王后的囚室一度也受到民众攻击，没有被攻破。可是，王后的好友、四十三岁的郎巴勒公主（the Princess of Lamballe），在遭到毒打和强奸之后，被民众割下她的四肢和头颅。他们用长矛挑着她的头，在王后囚禁的窗下游行。

　　九月大屠杀震惊了当时的西方世界。一名记录者写到，在他试图走出夏代尔（Chatelet）监狱的时候，他经过了民众在五个小时里就杀死了约二百二十名囚犯的地方。他“一脚就踏入了齐膝的血污中”。英国驻法大使留下的一句话，至今使人心惊，他说：“这是些什么样的人啊！”

　　三年前的革命，是以攻打和摧毁巴士底狱，救出七名囚徒作为开端；三年后革命的深入，共和国的成立，是以变学校、教堂为监狱，私刑屠杀千名无辜囚犯作为标志。做这两件事情的，是相同的巴黎民众。

　　巴黎新市长，接见并以酒款待了那些“革命”的屠杀者。称为“巴黎公社”的巴黎革命市政府的律师，亲自到屠杀现场“道贺”。革命巨头马拉得意地把屠杀“归功”于自己。另一个革命巨头丹东，则宣称，“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敌人胆战心惊”。

　　这样的革命思路延续了两百年。在一本中国人写的历史书中，对于九月屠杀，我读到这样的记载：“群众处死了许多监禁在巴黎的反革命分子。这个自发的革命恐怖手段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对于巩固革命的后方起了巨大作用”。我就是读着这样的历史书长大的。被这样的历史观浇灌着，我是否还能指望自己并不成为一头狼？我又能指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就在这样的氛围里诞生了。共和国当然也要国会，那就是和法国大革命差不多是同义词的“国民公会”。它在马奈兹大厅里待了七个月，之后，在1793年5月，迁往我们眼前这个半荒芜的花园前面，那个已经消失了的杜勒里宫。

　　国民公会仍然不是一个单独发展的线索。“雅各宾俱乐部”如一条寻觅猎物的狼犬，紧紧跟在当年的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后面。立法议会中的贵族们假如不是逃得快，早已经被它撕成碎片了。今天，它又跟上了国民公会。所以，成为“猎物”的危险信号，就是那些一次次由于不够激进，而离开“雅各宾俱乐部”的人群的脚步声。

　　那一批批逃亡的，以及被革命吞食了的人们，曾经在他们当时的认知限度内，尽过他们最大的努力，阻止革命车轮的加速滚动。甚至不惜以自己的身体被碾入轮下，以试图减缓它的速度。可是，他们被碾碎了，车轮依然在滚滚向前。在国民公会，面对前行者的悲惨下场，在死亡的威胁下，终于又站出来新一批的反对者，那就是国民公会吉伦特派。他们也是激进派，可是，在激进派中间，他们现在又有所醒悟，也显得不够激进了。结果，在国民公会成立仅仅一个月时，由于对是否审判路易十六发生分歧，他们随前人脚步，也离开了“雅各宾俱乐部”。假如过去那些愤而离去或者是被赶出去的人们，在踏出“俱乐部”的一刻，还对自己的前景木然无知的话，我想，吉伦特人对迈出这样一步是凶是吉，大概还是比较清楚的。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