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本书去巴黎(26)_林达

二六

　　于是，王朝在这个最关键的卡口，必然地表现出非常矛盾的做法。从伏尔泰、狄德罗到其他学者，断断续续地始终有人因言论获罪，可是，却很少有人真正地受到严重伤害。时间越是靠后，被伤害的程度就越低。对于禁书和烧书，总是出现越禁越畅销的局面，更何况，欧洲各国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护照之类的现代玩意儿，和平时期也没有重兵把守的边界。所以，境内的禁书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换个地方出版，运来运去徒增麻烦和成本而已。因此，现在回顾这段历史，一点看不到这些言论出版钳制的作用，不仅禁而不止，反而在放松的时候，引起更大的反弹，效果适得其反。

　　因此，在相对松动的时刻，巴黎的作家、出版家和图书馆就倍增。紧一紧，作家的手稿就纷纷流向邻国，出版后通过走私，再流回巴黎。在路易十五时代，即使在弦被绷得最紧的时刻，也没有造成对学者群体的重大伤害，以及对思想的彻底扼杀。

　　1734年，伏尔泰的一本书，《对帕斯卡尔的思想批评》，又惹怒了王朝。于是，发出了一张逮捕令：不论在哪里发现伏尔泰，都加以逮捕。可是，不仅有人通风报信，还有一群贵族夫人联名上书请求赦免伏尔泰。结果伏尔泰和宫廷达成的交易是：只要他否认自己是作者，宫廷就撤销逮捕令。唯一附加的要求是，伏尔泰和巴黎必须保持“可敬的距离”。伏尔泰于是旅行在一个个城堡之间，成为一个个贵族的上宾，最后在一个贵族庄园落脚，“展开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1757年1月5日，巴黎有人试图刺杀路易十五。在惊恐之中，路易十五恢复了一条早已废弃的旧法律，规定凡有攻击或干扰国家的书籍作者、出版商和书商，一律处死。结果，虽然有几名作家赶在“风头上”被逮捕，却没有一名被真的处死。古老的苛严律令，事实上只能适应古老的时代。即使在新时代中，它在形式上复活，可是这个形式在执行之中，却会被迫拉开很大的距离，使它失去旧日的威慑力。与这条法律同时行进的社会现状是，《百科全书》在稍事挫折之后，照编照出，八年后完全出齐。

　　只要开个头，思想变成一股股细小的、无孔不入的涓流。只要出现一个小小的可能，思想就会化开，化作信函和散论、诗歌和音乐、小说与戏剧、神学和哲学，甚至色情文学，向检查制度的堤坝冲击，防不胜防。可是，只要冲开一个小小的缺口，堤坝的最后坍塌就是必然的。

　　更何况，这是上上下下都热爱思想和文化的巴黎。在法国大革命前，巴黎大学在全法国已经有了五百个分院。路易大帝学院已经改为师范学院，用以训练高质量的教师。法国的教师，在那个时代，已经获得合理的薪金，享有一定的免税待遇，并且有了退休金。

　　伏尔泰坚持一生，顽强地带领着欧洲的启蒙运动。就连奥地利的腓特烈大帝，都发出这样的预言：“各国的年鉴中都将注明，伏尔泰是十八世纪正在发生的革命的创导者。”今天的人们感到奇怪的，倒不是腓特烈大帝的远见，而是他在发出革命预言时，却对伏尔泰由衷赞叹。在那个时代，人们却并不感到奇怪。在伏尔泰的晚年，他有很长一段时期，住在法国接近瑞士边境的一个小镇。这里因此而成为启蒙思想的朝圣地。小镇上的人们都见惯了大人物。前来朝圣的人们中间，有的是亲王和统治者，贵族和大公。

　　1778年，法国大革命的十一年前，八十四岁的伏尔泰回到巴黎。就在这里，就在今天的“伏尔泰咖啡馆”的楼上，安顿下来。

　　相传路易十六并不希望他来巴黎，甚至一度躲着不见王后。其原因是，王后玛丽·安托瓦奈特不仅请一名贵族夫人向伏尔泰传话，保证给予他保护，还缠着路易十六，要他同意在宫中接见伏尔泰。当伏尔泰最后的剧本在法国剧院上演时，王后和巴黎几乎所有的伯爵们，都前往观赏。

　　我们在“伏尔泰咖啡馆”找了一个临街的座位。伏尔泰当年的居所，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前面是塞纳河，右面是西岱岛，左面就是卢浮宫。我们望出窗外的时候，一切都笼罩在一片金红色的晚霞之中，就像在漾开的嫣红雾色之中，撒开了一大把金色的细沙。

　　我们想象着伏尔泰最后的辉煌。1778年3月30日，他就是从这里的楼上，慢慢走下来，跨进他的马车，驱车去卢浮宫参加学术团体的会议。他一路受到人们的欢呼，眼里充满了泪水。当天法国剧院再次上演他的剧本，他在舞台上，演员们用月桂的花环为他加冕。在法国，从来就有两个君王：法兰西人民除了他们的国王，还有一个思想和艺术的君王。而前者，常常在心灵深处臣服在后者的脚下。

　　这就是法国为什么是法国，巴黎为什么是巴黎的原因。

　　我们走出咖啡馆的时候，天色已经黯淡了。在咖啡馆转角灰面剥落的砖墙上方，紧挨着一个拉着白色抽花窗帘、有着细细的精美石框的窗子，一块同样简朴的小小铭牌，被四个钉子钉在墙上，上面简单地写着：

　　伏尔泰，1778年5月30日在这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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