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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路易十六就是在变革临近的时候,接下这个王位的。非常可悲的是,专制强权的路易十四整整在位七十二年,昏庸无能的路易十五在位五十九年,而在二十岁继位,最有希望配合变革的一个相对开明的君王路易十六,不仅接下一个烂摊子,而且大革命之前留给他的时间只有十五年。

  今天再去看革命之前几十年的法国,感觉很不合我们在东方历史中所推理的常情。相对于中国的宫廷,法国王室的浪漫气息越来越甚。一大群贵族没有对王室“应有的”畏惧。当年的凡尔赛宫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壁垒森严。今天,在凡尔赛的大门外,固然有着兜售廉价明信片和小“艾菲尔铁塔”模型的小商贩,而在当年,照样有着一些类似的小商业。那是一些出租帽子和佩剑的小铺,以供那些已经败落的贵族进宫前租用,以保持他们起码的贵族“风度”和脸面。甚至,凡尔赛宫人来人往的驳杂,还使得宫内经常混入小偷。

  对于游离于王室之外的知识阶层,宫廷对他们已经不仅是宽容,简直是纵容了。我们今天可以如数家珍地数出一串串的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大谈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派,谈到他们对于人类进步的贡献,对于法国革命的影响等等。可是要知道,他们可都是被宫廷给“宠”出来的。他们在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可能经历几个月的监禁,如狄德罗被路易十五关押了三个月,可能有短暂的某本书被查禁;如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被路易十五所禁,可能一时不得意而流亡他乡。可是,他们在很长时期里,已经没有立斩午门的性命之忧。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在不同的时期出入宫廷沙龙,和他们要反对的旧制度的代表人物高谈阔论。

  这种“离奇”的状态,又一次印证了东西方文化的最初的那点分岔,在后面会产生多么遥远的距离。知识的迅速积累,思想的飞跃,是以法国知识阶层获得了思想的宽松环境为前提的。而这个思想环境,就是凡尔赛宫为贵族开放的大镜廊和凡尔赛花园之类的东西所提供的:先有了王室和贵族在历史上久远的平等关系,先有了文艺复兴提供给他们的共同趣味和他们之间的平等交流,才能够有以贵族阶层为缓冲的,法国宫廷对知识阶层的宽容状态。贵族对知识修养和艺术趣味的迷恋,使他们离不开这样一个没有贵族头衔,却有着精神上的贵族光环的群体。当宫廷对这样日益肆无忌惮的离经叛道忍无可忍的时候,贵族却成了二者之间的一个庞大的免费游说集团。而他们游说的成功,又离不开宫廷本身对于知识、文化、哲学、艺术,以及各种此类不切实际、花里胡哨玩意儿的历史瘾头。东方皇上过来看一眼的话,准会摇着头不屑一顾:君不君,臣不臣的,成何体统!

  思想的先行,制度的陈旧,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危险的呢?当自由、平等、博爱已经被广泛地、充满激情地反复咏叹,当旧制度在民间的历史宿怨从来没有消散,而社会向宫廷提出自己要求的渠道却被长期强制切断,在这个时候,人们还能指望什么呢?

  今天的凡尔赛,大家都知道有宫廷和花园两个部分。宫廷的开放部分,是在进门以后的右侧,其实,在宫廷的左侧,还有一个很大的展厅。这个展厅还要另外买票。大家走到这儿,往里一探头,发现黑乎乎的一片,外面又写着说这是“国会”,实在想不通王宫里怎么会出来一个“国会”,听到还要买票,一般就向后转了。所以进去的人远比宫内其他地方的游人要少。

  我们还是决定进去。里面先是一条大走廊,是以文字图片组成的历史介绍,其中的文字部分当然都是法文。然后就是那个黑乎乎的会场了。这是一个结构相当完美的国会会场,问题是今天的法国人决定用幻灯的形式来向大家介绍这个地方,因此,就必须遮挡光源。会场内的大多数时间都是漆黑一团。即使在打出灯光来的时候,空气的自然来源还是随同光源一起被堵住。人工通风又显然不足。于是,坐在里面,马上就有些缺氧的感觉。可是,看一眼还是很值。这里,就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第一个“国会”会场。也就是法国的“古代国会”三级会议,在整整中断了一百六十年以后,在路易十六手上重新开会,改为立法会议以后的会场。法国大革命著名的《人权宣言》,也就是在这里通过的。

  今天打开历史书,去重温这段历史。一般都说,路易十六并不是一个愿意改革的人,他是在压力下,被迫召开这个停顿久远的会议。可是我想,假如身临其境,大概轮到再积极的改革者,都不会很自愿地去打开这个盖子的,这是求生的本能。没有人会乐意去打开一个闷了一百六十年的炸药包的。

  路易十六接下的法国,本来就不是一个风调雨顺的状态,而是路易十五准备由它“洪水滔天”的。他除了面临种种变革前夕的压力,还面临巨大的财政困难。这种财政困难自然有种种原因:王室传统的挥霍,路易十六对美国革命的财力支持,等等等等。可是,最终还是可以归到一点,就是旧制度把国产当做家产,没有有效的监督制度。钱用到哪里是国王的事情,旁人不可以说三道四。制度弊端形成的败家,没有刹车装置,败开头就可能一败涂地。三级会议之前,路易十六试过改革,也预料到旧制度的大量规则已经必须废除。可是,积重难返,一旦付诸行动,就碰壁回头。而法国当时的社会状态,已经分崩离析。所谓的三个等级,僧侣、贵族和平民,以及会议的召集者宫廷,已经久久没有沟通。换了四个财政大臣,也无法让这些分散的力量整合起来,协助宫廷让法国渡过难关。

  这个时候,路易十六决定把三个等级的代表都请到凡尔赛宫来,期望他们达成一个协议。路易十六怀着缓进改良的希望,希望他们之间能够协调出一个三方四面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来。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国会”大厅里,回想当时的局面,不知路易十六对这只炸药包的能量到底做了怎样的估计。我们甚至觉得,路易十六在作出重开三级会议决定的那个晚上,他实际上已经给自己签署了死刑判决书。正像托克维尔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炸药包就这样在凡尔赛宫由路易十六亲自拉响。

  距离上一次会议已经一百六十年过去了,三个等级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第三等级,是僧侣和贵族之外的一切力量,复杂得一塌糊涂。时间太久,人们只记得有过这样一个古老的民主雏形的传统。可是已经没有人知道,会议应该按照什么规矩开,他们之间的关系又应该如何。上两个等级还端着旧制度的架子,却已经没有多少实力。具有实力的第三等级,又把必须的游戏规则等同于旧制度本身予以唾弃。

  对于第三等级来说,实力就是一切。他们已经等候了太久,凭什么要做让步妥协。然而,不论是过去、今天,还是将来,没有让步妥协就不会有协议,有的就是暴力革命了。路易十六从凡尔赛宫的窗子里向外看,看到会场外面的宫廷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从巴黎迢迢赶来支持第三等级代表的民众,人声鼎沸。

  这是他所期待的渐进改革,还站在开端,就开始走向毁灭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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