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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八二年开始，香港政府为遏止偷渡热潮，实施“即捕即解”法令。小楼的“绿印”，令他与别不同，胸有成竹。他来得够早，那时，只要一逃进市中心，就重生了。他比其他人，幸福安全得多。 　　“上海佬！” 　　一个小胖子敲铁闸，小楼过去开闸，让他进来。小胖子才读四年级，他喜欢过来隔壁这个老伯的空屋中玩龟。 　　今天不见了那龟。 　　小胖子问：“上海佬，龟呢？” 　　“我不是上海佬，”小楼用半咸淡的广东话强调：“我讲过很多遍，我是北京来的！” 　　他很奇怪：“那有什么不同？” 　　小楼无法解释，他有他的骄傲：“我是北京人！不是上海人！” 　　“龟呢？” 　　他环视小楼的空屋。一张枯藤椅，一张木板床，床脚断了一截，却没有倒塌，啊！原来小楼捉了那只龟，垫着床脚，它硬朗而又沉默地顶着，活着，支撑着整张床。 　　龟旁有一小碟饭和水。 　　“有没有搅错？”小胖子大叫：“它会死的！” 　　他懒得同小孩谈论生死。本身没有文化，但文化大革命他惯见生死。在他自北方下放至南边时，五百多人被折磨掉二百多，一天之间，传染病死去三十人。不停的斗争，目睹有人双腿被锯断，满口牙齿被打落，生不如死，死不如死得早。往上推吧，小楼想，北洋、民国、日治、国共内战、解放、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三年自然灾害……到了文革，中国死了多少人？中国人是世上最蠢、最苦，又最缘悭福薄的民族。蠢！总是不知就里地，自己的骷髅便成了王者宝座的垫脚石。——但不要紧，小孩一个个被生下来，时间无边无涯，生命川流不息。死了一亿算什么？荒废了十年算什么？小楼面对小孩鲜嫩的岁月，他很得意，他快死了，但毕竟还没死。 　　“很闷呀，没好玩的，我走了。”连小孩也跑掉。 　　还是香港的小孩幸福。小楼望着这个无礼但又活泼的小胖子。他懂什么政治？ 　　如果他在北京……听说打倒四人帮之后，北京的小学生被教育着，上体育课，是用石块扔掷一些稻草人，上面画着江青的像。小孩扔掷得很兴奋。——但，“万一”江青在若干年后被“平反”了，这些小孩，岂非又做“错”了？ 　　大人都喜欢假借小孩的力量来泄愤。这是新中国的教育方针。香港小孩幸福多了。小胖子高兴的时候，来教小楼玩一种电子游戏机，是一个傻瓜千方百计要走入一间屋子内，在投奔的过程中，高空扔下水桶、木锤、锯……等杂物，中了头颅，他就一命呜呼。但有三次“死”的机会。——多像中国人顽强的生命力！ 　　小楼手指不甚灵活，总是很快便玩完了。“一听到音乐声就知你又死了！”小胖子是这样的嘲笑他。 　　音乐？对了，他很久很久，没听过任何音乐了。他残余的生命中，再也没有音乐了。忽然，他又感到日子太长，怎么也过不完。 　　幸好他拥有自由。 　　他自由地乘坐电车。他爱上游车河，主要是便宜，且只有这种胡琴上弦动的节奏，才适合他“天亡我楚，非战之罪”的霸王。四面是楚歌。楚歌是雨。雨打在玻璃上，雾湿而不快。 　　小楼为了谋杀时间，由湾仔坐到筲箕湾。途经北角新光戏院，正在换画片，又有表演团访港了。他没留神。后来由筲箕湾坐回湾仔。自昏晕的玻璃外望，十分惊愕—— 　　“程蝶衣” 　　他赫然见到这三个字。 　　【第十章　虞兮虞兮奈若何】 　　他识的字有限，但这三个字，是他最初所识！ 　　“程蝶衣”？ 　　他几乎不相信自己那双六十多岁的昏花老眼。一定是看错了，一定是看错了。 　　电车踽踽驶过新光戏院。 　　要是他没有回头，有什么关系？他随随便便地，也可以过完他的日子。他可以消失在杂沓的市声中，像一滴雨，滴到地面上，死得无声无息。 　　小楼却回头。 　　只见“程蝶衣”三个字离他越来越远。不。他地下车，司机用粗口骂他，说他阻碍地球转动。 　　跑到戏院对面的行人路上，仰首审视。这是“北京京剧团”的广告牌，一大串的人名，一大串的戏码。有一个标榜突出的名衔，叫“艺术指导”，旁边有“四十年代名旦”字样，然后是“程蝶衣”。 　　啊，是他！是他！是他！是他！ 　　小楼的嘴张大，忘记合上。他浑身蒸腾，心境轻快。他的眼珠子曾因为年迈而变得苍黄，此刻却因年轻而闪出光彩。 　　他竟然在这样的方寸之地，重遇他故旧的兄弟！ 　　蝶衣不是被下放到酒泉去了吗？ 　　每当他打开报纸，看到唐酒的广告，有些认得的字，譬如“葡萄美酒夜光杯”，他就联想起在打磨夜光杯的蝶衣，一度要把他斗死的对头。 　　他笑了。不，谁都没有死。是冥冥中一次安排： 　　姬没有别霸王，霸王也没有别姬。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二人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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