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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〇


  ▼病之遐想

  身体一向不佳、饱受精神煎熬的弗吉尼亚·伍尔夫,难得用诙谐的笔调《论生病》①:

  “生病是如此司空见惯,而它所带来的精神变化是如此巨大,……感冒的一次轻微的攻击却使人看到了灵魂中的荒野和沙漠,热度的些微升高所揭示的竟是点缀着鲜艳花朵的草坪和峭壁,病恹恹的行为在我们心中连根拔起的居然是那古老而执拗的橡树,在我们去拔牙齿,又在牙医的扶手椅上清醒过来,却把他‘漱漱嘴——漱漱嘴’的声音与上帝从天堂的地面俯身欢迎我们的问候声混淆起来时,我们竟是如此地沉溺于死亡之池中,感觉到湮灭之水就在我们的头顶上边……”

  (① 《纯净之泉》,弗吉尼亚·伍尔夫着,孔小炯、黄梅译,幼狮文化于2011年出版。)

  伍尔夫滔滔申论,文学过于关注心灵,视躯体不过是一片白玻璃,通过它看到心灵,此外毫无价值。她用一支笔尖轻轻翻了面,“所有的白天、所有的夜晚,躯体都在干预插手,……在六月的暖和中变成软蜡,在二月的阴暗中凝成硬脂,那里面的心灵只能透过这玻璃——污迹斑斑的或者玫瑰色的——注视外面。”所以,心灵必须经历躯体与整个那没完没了的变化过程,直到最终不可避免的瓦解来临,灵魂才能逃逸。伍尔夫因此拉高声调(想象她正站在质询台,坐在官员席的就是一群削尖脑袋思索人类伟大主题以舞文弄墨的作家们),振振有辞:“爱情必须下台以支持那一百零四度的高烧,嫉妒要让位给坐骨的剧痛,失眠扮演的是恶棍的角色,英雄则变成了一种带甜味的白色液体——那有着飞蛾眼睛和羽毛脚的伟大王子,他其中的一个名字是三氧乙醛(一种消炎止咳药水)。”

  如果,我坐在官员席,想必脑袋瓜不是削得最尖的但手没停过在纸上画小图,譬如一只口红印水杯、裂痕眼镜或一坨受苍蝇爱戴的软物这等跟心灵无关的东西,遂忍不住站起来发言:“尊敬的伍尔夫祖奶奶,您怎么可以叫我们做您自己做不到的事呢?您自十三岁首次精神崩溃以来受病魔纠缠几度活不下去,您《航向灯塔》也没航向疾病,您的《欧兰朵》穿越三百四十多年写性别、爱情、人生、放逐、真理、诗,就是没写躯体这片白玻璃如何承受永恒的孤独!而且,虽然您口口声声叫爱情下台,换写一百零四度高烧,可是您自己写生病也写出这种句子:‘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片原始森林,一片甚至连飞鸟的足迹都是闻所未闻的雪原。在那儿我们独往独来,而且但愿如此。老是被人同情、被人陪伴、被人理解将会使人难以忍受。……’瞧,对付疾病最佳的方式不是把它扩大,是将它缩小,缩成一克拉钻戒或一颗痣,不是停驻于躯体,是遁隐于心灵。所以,您所谓‘小说本该奉献给感冒,史诗该忠实于伤寒,颂歌应献身给肺炎,抒情诗则须尽心于牙痛。’我打算以读者的注释自由,解读为:感冒时,适合读侦探小说或罗曼史,害了伤寒读荷马史诗是不错的选择,肺炎需咳嗽吐痰跑进跑出适合颂歌,牙痛因位置靠近脑部,适合读济慈‘生命是没开的玫瑰的希望,是同一故事永远不同的诵读,是少女的面纱的轻轻揭露,是一只鸽子翻飞在清朗的夏空,是一个不知忧愁的小学童骑着一条有弹性的榆树枝’。”

  不过,我倒是同意祖奶奶对疾病语言过于贫乏的看法:“女学生在陷入热恋时,有莎士比亚和济慈为她表述衷情,可是让一个病人试着向医生描述他的头疼,其语言立即就变得干巴巴了……他被迫自己去铸炼词语……”

  这番话一针见血地点出我们驾驭语言以铺桥造路的能力太差,无法摆脱“痛、胀、怪怪的、不舒服”这些低阶语句的控制而升级到使用高密度的精致语言来描述输尿管里一颗小结石所引发的潮骚似的刺痛。但是,反过来讲,幸好大家描述病痛的语言趋向贫乏,要不,像我们这种擅长描述的人,藉由朗诵一首诗陈述病情时,会被警卫从诊间拖出直接丢到大马路,护士把诗页跟精神科转诊单钉在一起,也扔了过来。

  病,都是丑的,即使是心病,发作起来亦是丑态毕露。既是丑,谈之引人心烦,不如不说。然而,有些病不是懒得说,是说不出口。在特殊的时空背景下,社会对某些疾病怀有潜藏的敌意,视为败德或生活糜烂所致,譬如,梅毒,是败坏精神、残害身体的传染病,麻风病患者是腐败社会的象征——吴兆钧导演《索玛花开的季节》记录四川偏远山区彝族村落,因麻风病受到隔绝,当地政府亦任其自生自灭。得病者,遭受歧视、孤立,形同被遗弃。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疾病的隐喻》开宗明义说:“要在未受隐喻污染的疾病王国定居是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她举出特别受到“隐喻”捆绑的疾病:十九世纪结核病和二十世纪癌症,后来又加入艾滋病。

  当医学无力解谜、医疗常识尚未吹成普遍的风时,这些病就像一棵害了病虫的行道树,被挂上破伞、烂鞋及死猫尸,行人掩鼻疾走,儿童朝它丢石子,男人们说这是邪树不如砍掉。臭的不是害病的树,是树上的死猫。一种病,不只生在个人身上,恰好也像探测器探出社会集体潜意识底层、因这病而生成的意识形态魔鬼。《疾病的隐喻》于一九七八年出版,彼时其笔下的“癌”是“恶魔的妊娠……在那里腆着肿胀肚子的那个人是孕育着自己的死亡”。出书十年后作者亦自癌中复原,对癌的看法已改变:“罹癌不再是耻辱,‘不体面社会身份’的创造者。”可知,医学进步不仅治疗疾病,亦揭开蒙在世人眼前的污秽面纱,驱除心魔,使禁锢的心灵得以释放。时至今日,台湾每六分三十五秒有一人罹癌、每四人有一人跟癌症打交道之风行率下,书中述及一般人看法:“癌症病人则被视为人生的失败者。”已不符实况了,所谓的“成功人士”得癌的风险可能比“失败者”还高。癌,打破了性别、年龄、教育、族群、文化、政治、信仰之藩篱,几乎可以媲美文学了。

  慢着,我怎么这么轻易就把“文学”二字赏给癌,这潜藏在体内、自拥血管掠夺养分的恶性肿瘤,任谁想象都难以视为冲积扇上一丛蓓蕾点点的野玫瑰,反倒像一个死皮赖脸的无赖住进家里同爨共眠。癌,是这么的不美,叔本华有句话:“没有无刺的玫瑰,但有很多没有玫瑰的刺。”癌就是没有玫瑰的刺。这蔓生的刺,像兵器,戳破独木舟,恶水漫漶,舟身积水,终于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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