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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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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以后，邵飘萍的友好及新闻界同业共十三人，联袂去见张学良，为他求情。但以奉军将领无不深恶其人，而张作霖则痛恨赤化，邵飘萍大捧冯玉祥，暗中鼓吹赤化，为张作霖所不能容忍，终于被绑赴天桥刑场枪决，主其事的就是张宗昌。 这回林白水歩了邵飘萍的后尘，多少亦有自取之咎。林白水是福州人，本名林獬，字少泉，他是个才子，早年声华藉藉，在教育界颇有名望，曾与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校”；两度留日，参加过革命，也办过报，曾佐章士钊编“苏报”。 入民国后，曾经从政，当过众议员，直隶督军公署秘书长、参政院参政、财政部司长等职，民国八年以后，专心办报，在上海办“平和日报”，在北京办“新社会日报”，此时言论侃侃，颇见风骨；副刊题名“生春红”，是一方砚台的名字——清初福建名士黄莘田，在广东作县令，罢官以后，以宦囊所积，购端砚十方归里，人称“十砚先生”；“生春红”居十砚之首，后为林白水所得，颇为宝爱，所以将他的副刊题名“生春红”，别署就叫“生春红室”，所作金石叙录的文字，很见重于士林。 “新社会日报”曾因指斥曹锟贿选，被勒令停刊；曹锟被幽，此报当然得以复刊，但林白水改名“社会日报”，去一新字，如斩首级，暗讽北洋政府戕害新闻自由。 林白水的人品，介乎邪正之间，他的正义感很强烈，看不顺眼的事，指斥不遗余力；但另一方面，操守不无问题，他是鸦片大瘾，嗜食舶来品的高级水果，既蓄妻妾，又好收藏，如果不是接受政客的津贴，每月如何维持他那一笔开销。 他之被杀，是因为与河道督办潘复结怨。潘复字馨航，山东济宁人，前清举人出身，曾经入山西巡抚陆钟琦的幕府；辛亥革命陆钟琦全家遇难，潘复回乡后，与靳云鹏合办鲁丰面粉公司，他们既是小同乡，又曾合办事业，交情很厚；因此，潘复以后在政治上的关系，与靳云鹏非常密切。靳云鹏三次组阁，他都是财政部次长，且曾署理过总长。 潘复的另一项经历在水利方面，因为他曾担任运河疏濬局的副总裁，进而担任全国水利局副总裁，后升总裁。因此，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进驻北京后，得以活动到了河道督办这么一个职位。 潘复跟张宗昌的关系是：第一，彼此山东同乡；第二，潘复是有名的赌客，而且嫖赌吃着，样样精通，张宗昌跟他臭味相投，加以潘复刻意趋奉，自然视之为“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密友了。 林白水是否因为津贴问题，致憾于潘复，人言言殊；但林白水对于潘复的人身攻击，刻薄恶毒，也确是太过分了。他说潘复是“尿”道督办；又以馨航的谐音，说潘复是张宗昌的“肾囊”。为潘复哭诉于张宗昌，于是张宗昌命宪兵司令王琦，在八月六日清晨逮捕林白水，直接车送天桥刑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结束了性命；等林家托人出来疏通，已无从挽救了。 第三个被捕的记者，是世界日报及世界晚报的社长成舍我，他也是对奉军及直鲁联军，形如土匪的作风、大肆抨击的一个人，但成舍我的为人，跟邵飘萍、林白水完全不同；他是为发挥新闻自由的力量而办报，从不接受津贴与关说，扬善而不隐恶，该骂则骂，该捧则捧，亦为张宗昌视作眼中钉，欲去之而后快。 幸好他命不该绝，营救他的人，走对了路子；请出两度担任国务总理的孙宝琦来向张宗昌说情。张宗昌其时正在打算推荐孙宝琦组阁，当然会买账；成舍我在王琦那里被“优待”了四天，总算从鬼门关里逃了出来。 继成舍我之后，本还应该有人遭殃，只以南口攻防战正打得热闹，张宗昌要到前线督战，暂时且歇手。 南口大战，自八月七日，张学良在明十三陵所在地的昌平下令全线总攻开始。奉军先由邹作华的重炮部队发动猛轰；接着出动了中国战场上从未见过的坦克车；东北航空队的飞机，以前只是吓唬、吓唬后方老百姓的，这一回居然亦飞临南口上空参战。步兵则分三路进攻，总数十万以上；而国民军守南口的郑金声、刘汝明部，只得奉鲁联军的三分之一，众寡不敌，经四昼夜的血战，至八月十四日南口终于易手，国民军往张家口方面撤退，死伤一万余人，但奉鲁联军的伤亡人数，前在两万以上。 可是国民军在张家口亦站不住脚，因为晋军向大同反攻；而奉军骑兵由吴俊升、万福麟率领，先克多伦，再向张家口急进，国民军只有再向平地泉、包头方面撤退。平地泉在五台山以西，晋军当然要全力收复。大战至八月底告一结束。 当国民军自南口撤退时，冯玉祥正在俄国，闻讯兼程返国；他在莫斯科时，由徐谦介绍，加入了容共的国民党，由此揭开了冯玉祥个人历史下半部的第一页。 ▼第八章 南口大捷以后，吴佩孚以主帅资格，论功行赏，向代理国务总理杜锡珪，提出一张叙勋名单，张宗昌被授为义威上将军；张学良加上将衔。但两张均表示不受，亦就等于表示不承认吴佩孚的主帅地位。张宗昌则不仅不受，而且发动了倒阁运动。 杜锡珪是吴佩孚所支持的，所以张宗昌倒阁运动的第一步，便是向吴佩孚发出电报，指责杜锡珪毫无领导能力，正式建议由孙宝琦组阁。这是张宗昌第一次干预中央政务，除了表示他的实力已经提升以外，实际上毫无作用；此时唯一能左右政局的是张作霖，但奉系内部，对于是否进关大干，或者闭关自守，经营东北，意见不一，犹待协调，所以张作霖的意向，一时并无明显的表示。 但是，真正的革命势力，在孙总理逝世以后，经过不断的调整，终于茁壮到可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发出北伐统一全国的大号召了。 民国十五年六月五日，在广州的国民政府，特任蒋中正为国民革命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七月一日，蒋总司令以军事委员会的身分。下达了北伐动员令，全部兵力编为八个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这是以黄埔军校，饱受革命洗礼的官生组成的一支部队，为革命军的中坚；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六军军长程潜，以及新近投入革命阵营的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是湖南子弟兵；第四军军长李济琛、第五军军长李福林，是广东部队；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所部几为清一色的广西地方武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江西的色彩颇为浓厚。但虽有一百另七团之众，其实亦不过十万人而已。这比当时三大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任何一个人的实力都逊色。但国民革命军有四项长处：第一、带兵官都曾受过新式军事训练；第二、水准比较整齐、指挥及接受命令的能力，趋于一致；第三、士气旺盛；第四、也是最大的一项优点，是纪律严明。 蒋总司令根据知己知彼的原则，亲自策定了一套极高明的战略，指导原则是利用敌人弱点，自明暗两方面，各个击破；具体的策略在三句口号中显示：“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联络孙传芳的目的是孤立吴佩孚；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最大目标是打倒曹吴所领导的直系，所以为了师出有名，吴佩孚成为第一个作战目标。孙传芳如能投入革命阵营，当然最好；否则便是第二个目标。至于张作霖，原与孙总理有同盟关系，不妨摆到将来再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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