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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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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奉召提早上班的职员，不明究竟，惶恐异常，一面打电话给巡捕房派警探来维持秩序，一面到会场报告其事。张嘉璈当机立断，嘱咐立刻贴出布告，照常收兑。 一纸浓墨淋漓的梅红纸布告贴到铁门上，立刻欢声雷动，不久，各银行支援的现金，一板车一板车由各行武装警卫押送而来。于是有那精明的顾客，觉得兑现提存，不但排队耗费时间，而且还吃亏利息，纷纷掉头而去。 这时商股股东联合会已经作成决议，拍发通电，宣告独立： 此次中央院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付存，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自此之后，财政信用，一劫不复！沪上中国银行，由股东决议，通知经理，照旧兑钞付存，不能遵照院令办理。千望合力主持，饬中行遵办，为国家维持一分元气，为人民留一线生机。幸甚。 此外又有五条办法：由股东联合会推举监察员二人，到行监察，同时以股东联合会为最高权力机构，拒绝政府提用一切款项。又请外国律师保管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财产及准备金。至于因为这一乱命而使得商家有所损失，由股东联合会负责向南北政府交涉，将来归正式政府承认——这就表示，已断定袁世凯的政府垮台垮定了。 于是南京、汉口、九江、太原、济南的中国银行分支行，都与上海分行取得联络，采取同样的步骤。而大河南北及安徽等省的商民，却大受其害。到此地步，连抱着“只要完粮纳税，不问谁来当政”想法的人，都大骂北政府的行径，如同土匪。袁世凯的垮台是垮定了。 这自然都是在那晚上“沉默的会议”中预料得到的。为止一时之渴，饮鸩亦非所计，至少中交两行存在北京的两千多万准备金，可用来维持段内阁不坠于一时。而梁士诒倒贴“小白脸”的烂账，亦就在这个“浴”中“淴”得几乎一干二净。此是垂死挣扎的第一计。 第二计是看出冯国璋别具用心，颇为忌惮西南的军政府，因而推波助澜，打算加深两者之间的矛盾，形成对抗之局，尤其希望发生军事冲突，所以紧接着停兑停付的阁令以后，发出一通密电，分致除云贵两广各省以外的地方军政首长，指责军务院非法，是拿黎元洪当傀儡来破坏共和，不顾民意，制造分裂，最后用挑拨的语气说： 自滇事发生以来，政府息事宁人，但期不破国家之统一，能为地方之安宁，即不惜曲循一部分之意见。凡能迁就者，正在协商进行。而少数革命首领，竟公然不顾全国国民利害、国家存亡，窃据一隅，僭立政府，实系与国家为仇、国民为敌，岂能与语息事宁人之诚意？以共和为号召，乃竟将共和原理，国民公意，一概蹂躏而抹煞之。此而可忍，国将不国！尊处如有意见，望径电南京，请冯、张、倪三公，会同各省代表，并案讨论。 所谓“如有意见”，其实是煽动各省，用武力讨伐西南，而以冯国璋为盟主。这也等于暗示，北洋政权的递嬗，将由袁而冯。犹之乎当年武昌起义，袁世凯受命复起一般，冯国璋能打倒西南，就是替他自己打天下。 第三计最狠，也是袁世凯一早就在策划中的。袁世凯心目中最畏惧的不是蔡锷、唐继尧，也不是陆荣廷、梁启超或者岑春煊，而是缔造民国的革命党。因为革命党的势力无所不在，潜于九渊，升于九天，只凭一夕风雷。郑汝成被刺，肇和舰起义，不过小试身手。如今全国志士，集中上海，而可以团结各方，产生决大号召力，并能在国际上发生作用的，只有一个陈英士。 袁世凯是在辛亥年陈英士光复上海，进而力助苏州、杭州、镇江、南京各地义军起事，底定东南，并在上海召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进而组织临时政府，推选孙大总统，就已深知他真有旋乾转坤的手段。所以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对他仍旧不能放心，更经托人示意，有七十万元存在交通银行，如果陈英士愿意赴欧美考察工商实业，这笔巨款，就是他的旅费。 陈英士表示愿意接受这笔“赠款”，但要拿来作为革命经费。这个答复，近乎开玩笑。“说客”据实回报，袁世凯便决定拿这七十万元，作为暗杀陈英士的费用。 当然，在陈英士是不会知道的。二次革命虽然失败，经不起考验的假革命党，纷纷变节，而他却在极少数肝胆相照、坚苦卓节的同志协助之下，活动得更为起劲。他的大计画是在上海、湖北、广东三地举义，认为有一地得手，就能立住脚；三得其二，可以左右全局；三处尽入掌握，等于大局已定。在袁世凯看，西南的变化，不过局部问题，只有江阴炮台、安微大通、江苏吴江及金山、江西玉山及广丰，山东淮县及高密，及至奉天等地，由革命党策动，此落彼起的起事，最为可虑。因为这证明革命党的势力，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很可能一夕之间，义旗遍地，成了革命党的天下。因此，要趁革命领袖孙逸仙，响应军务院的成立，发表“二次讨袁宣言”，主张维持约法，而准备由日本回国，主持全局之先，赶紧去掉陈英士这一心腹大患。 这时的陈英士，处境异常艰苦，苦的是没有钱。他家在湖州开个小布厂，早就为袁世凯的爪牙朱瑞和屈映光，借故封闭，全家都在上海，过的极清苦的生活。这犹在其次，最困难的是接济各地军火，招待同志食宿，处处都要大笔款子。本来革命经费是靠有“革命圣人”之称的张静江接济，他是陈英士的同乡，出生在有名富庶的南浔镇，家资巨万，慷慨无比。二次革命失败，孙逸仙重组“中华革命党”，张静江是财政部长，理当筹措革命经费，只是家乡在朱瑞和屈映光的控制之下，有产业却不能变现款，徒呼奈何。 至于浙江旅沪的一班富商，从二次革命失败以后，态度一变，只有少数人如朱葆三、叶琢堂、沈缦云还肯帮忙。 陈英士所可恃的就是这少数人，经常由他的侄子陈果夫、陈希曾替他“跑头寸”。但是，讨袁的情势越来越有利，大举在即，却无一笔足够的经费在手，岂不急煞了人？就在陈英士这心力交瘁的当儿，刺客乘虚而入了。 这两个刺客叫做许国霖、程子安，虚设一家鸿丰煤矿公司，买通了一名革命党的叛徒李海秋，居间拉拢，说是鸿丰有一座矿山，跟日商中日实业公司做一笔押款，要请陈英士当个介绍人。押款成功，鸿丰愿提十分之四补助革命经费。 陈英士未暇深思，一口应允。于是订期签约——这天是五月十八下午，李海秋带了许国霖等人到萨坡赛路十四号陈家拜访。陈英士衣冠肃客，谈不到三五句话，李海秋装作恼丧自责的样子，说将顶要紧的合同忘记带来了，然后匆匆离座，仿佛要赶着去取合同似地。 等他一出门，随即冲进来两个陌生人，拔枪就放。变起不测，子弹都中在头部要害，立刻倒在客厅地毯上，一句遗言没有就气绝了。 隔室还有几位同志，闻声赶来，凶手又打伤了两个人，才趁混乱之中，溜出陈家，逃得不知去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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