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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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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当然支持南京会议，因为此会的议题，就是冯国璋所提的调停时局八大纲，第一条总统问题，认为袁世凯受清廷委托，组织民国政府，今因帝制发生，民国中断，大总统已不存在，则副总统名义亦同归于尽。应该承认袁大总统暂负维持的责任，一面迅筹召集国会的办法，等国会开幕，袁世凯辞职，这是转圜的办法，北京方面认为不妨一试。 但在西南，却看出冯国璋别有用心，而袁世凯始终没有退位的诚意，因而在五月八号成立了军务院，作为各独立省分的临时统一机关，也就等于是护国军的联合司令部。军务院的一套办法是梁启超所设计的，院中设抚军多人，由各独立省分的军政长官担任，并公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以副抚军长摄行职权。另设政务委员会，用梁启超担任委员长，并委唐绍仪为外交专使，温宗尧、王宠惠为副使，专驻上海，办理外交事宜。 同时军务院发表宣言，认为“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的职务，依法应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但黎元洪“方陷贼围”，不能执行执权。依照规定，本来应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可是国务院又非大总统任命，经国会同意，不能组织。因此暂设军务院，直隶大总统，用合议制裁决庶政。 通电发表，北京当然震动。东厂胡同，警卫林立，将“黎菩萨”看守得格外严密。外交方面更要谋求对策，倘或唐绍仪活动有效，取得各国对军务院的承认，那就等于承认黎元洪为大总统，这个关系太重大了。 但是，真正使得袁世凯和梁士诒引为深忧的，乃是“旅沪二十二行省公民”，为了反对南京会议而发的通电，揭破了冯国璋所提出的“八大纲”的阴谋，举出六点理由，不能承认他的主张。 首先就是袁世凯的地位问题，通电中说： 中华民国创自南京政府。当时清朝势穷力竭，莫资抗御，不得已乞和退位。适袁氏密使载途，誓以至诚，赞成共和。国人亦以袁氏归顺，并率所部，促清室反省，尚有足多。乃由南京参议院议决，认许孙大总统辞职，再举袁氏为临时大总统，此为我建设新邦之历史，事迹昭然，有目共睹。彼宣统临去陈言，嘱袁氏如何组织云云，不惟无拘束南京政府之效力；而袁氏之得为总统，确由法定机关，依法公选，该电谬称“由清付托”。微论统治权与所有权不同，不能以私人意思相授受，而充邪说之所至，直欲将我国人无数牺牲以博得辛亥革命之历史，根本推翻。苟非别有肺肠，何至悖戾若是？ 光是这开宗明义的第一点，义正辞严，无论就法理、就事实来说，都是驳不倒的。当然，道理虽然充足，要看什么人来讲。袁世凯和梁士诒，正就因为讲这个道理的人，怎么样也难与匹敌。发此通电的“旅沪二十二行省公民”，共有一万三千九百七十一人。列出名字的代表，是各省顶尖儿的知名之士，以广东为首，第一个就是唐绍仪，当年南北让和的北方总代表，民国如何诞生，革命党领袖孙大总统，如何委屈求全？一本细账都在他肚子里。 此外各省领衔的人物，湖南是谭延闿、范源濂；湖北是汤化龙、刘成禹、刘公、何成浚；四川是胡景伊、杨庶堪；江苏是唐文治、孟森；奉天是吴景濂；江西是彭程万、文群；浙江是虞洽卿、王正廷；安徽是陈策、汪彭年；直隶是张继、谷钟秀；陕西是李述膺、徐朗西；广西是张其锽、邓家彦；河南是夏述唐、刘积学；山东是丁惟汾、彭占元；山西是李素；福建是林森、高登鲤；云南是张耀曾；吉林是赵成思；黑龙江是秦广礼；甘肃是王鑫润；新疆是蒋举清，不但大都是缔造民国有功的革命党，而且大都是民国二年为袁世凯非法解散的国会议员。 袁世凯的“心腹大患”就在这里。因为这个国会是公认为的法统所在，所以唐继尧赞成在上海组织“国民代表会”，解决帝制取消，袁世凯失却大总统资格以后的国是问题。而此代表会的代表，就由民国二年国会议员担任，不须召集，自行集会。这就等于为袁世凯非法解散的国会，恢复行使职权。所作成的决议，不但在法理上站得住，对全国有号召力和约束力，而且各国政府倘或不支持袁世凯，亦就非承认这一代表会为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不可。 为此，袁世凯跟梁士诒商量，决定召集一次秘密会议，奉召出席的人，都是袁世凯的死党，自然也是帝制派。人数不多，除梁士诒以外，只有杨度、朱启钤，周自齐、袁乃宽，连袁世凯一共六个人，在居仁堂一盏水晶大吊灯的惨白光亮笼罩之下，团团围坐，自始至终，默无一语。 这是一次作最坏最后打算的会议，为防机密外泄，出席的人事先都得到通知，只用笔谈，但见纸笔沙沙声，尤其是杨度，挥笔如飞，意见最多。 这个会议从五月十号夜里，开到十一号上午，积纸盈寸，当场烧毁。梁士诒出了居仁堂，便去拜访段祺瑞，第二天就发表“阁令”，以“各国当金融紧迫之时，国家银行纸币有暂行停止兑现，及禁止换取银行现款之法”，令饬中国、交通两银行： 自奉命之日起，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一俟大局定后，即行颁布院令，定期兑付。所存之准备现款，责成两行一律封存，至各省地方，应由各将军、都统、巡阅使，凡有该两行分设机构，地方官务即酌派军警，监视该两行，不准私自违令兑现付现。 可想而知的，这道阁令等于宣告政府信用破产，市面大乱，人心惶惶。作为全国金融商业中心的上海，所受到的冲击更大。不过，交通银行虽由梁士诒一手把持，中国银行却不是他所能完全控制的，特别是中行上海分行，情况更加不同。 中国银行是由大清银行蜕变而来。民国元年二月，大清银行的商股股东联合会，就呈准南京临时政府，改组上海大清银行为中国银行，商股五百万两银子，改为中国银行股本，由宋汉章担任经理，接收大清银行在汉口路的行址及一切财产，换块招牌，继续营业。 过了一个月南京临时政府北迁，财政总长熊希龄委派吴鼎昌正式筹备中国银行开办事宜。到了秋天，中国银行京行在北京开业；上海、天津两行都改为分行。中国银行的业务发展得很快，不过一年工夫，添了汉口、济南、长春、沈阳、杭州五个分行，此时已经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定为六千万银元，先招一千万；而政府所认的官股不到三百万，所以中国银行实际上是十分之七的商业银行。 阁令用电报发到上海，已在深夜。宋汉章睡梦里头闻此巨变，惊出一身冷汗，立即找他的副手——他的副经理叫张嘉璈，是学政治经济的日本留学生，人很能干，与宋汉章是浙东浙西的大同乡，彼此推重，合作得很好。 “这是乱命！”张嘉璈断然决然地说，“不该奉行。” 宋汉章亦有此意。如果奉行停兑停付的乱命，持有中国银行钞票的人，等于弄了一堆一文不值的废纸，立刻就会破产，国内或许还可使用政府压力，强迫商家收受，勉强通行，但是国际上决不会收受没有准备金的纸币，这一下整个上海的中外贸易都会受到极严重的打击，引起无法收拾的混乱。 因此，最好的办法是照常处理，无限制收兑，也容许存户无限制提存，但问题上是那里来这么多现金？ 宋汉章愁眉不展，张嘉璈的神态却正好相反，显得异常兴奋。“这是难得的一个建立信用的机会。”他说，“事实很明显地摆在那里，中国银行一倒，遭殃的不止于中国银行本身，所以无论本行的股东、同业、工商界都会支持我们。至于本行的大户，在起初或者会起恐慌，急着提存，但是，我估计不出三天，情势就可以稳定，提出的存款，仍旧会送回来。” 换句话说，只要能应付三天，风潮就可以平息。宋汉章受到张嘉璈的鼓舞，同意了他的原则。于是深宵策划，连夜打电话——张嘉璈平日对金融界颇下了一些功夫，这时发生了作用。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的经理；以及英国的麦加利、汇丰、有利；法国的东方、汇理；日本的正金等等银行的买办，一致表示愿意维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信用，用同业拆放的方式，尽量供给“头寸”。 到了第二天八点钟左右，宋汉章和张嘉璈还在行内召开商股股东联合会，宣布应变的处置，而银行外已经黑压压一片人头，手里不是拿着存折，就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所发的钞票，紧讼纷纭，或骂或哭，乱成一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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