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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〇

“舆论？”袁世凯轻蔑地，“我看中国就没有舆论这件东西。外交，我很有把握。三者的重心是军事。你看，蔡松坡打得倒我吗？” 　　一面说，一面脸上已泛起冷笑。张国淦觉得自己既是顾问，不可不尽建言之责，想了一下，很审慎地说：“时局的重心在东南而非西南。” 　　这是指冯国璋。袁世凯听他这么说，不由得想起“众叛亲离”这句话，脸色变得很不自然。 　　“什么？”袁世凯装作听不大懂似地，“你是说华甫吗？” 　　见此光景，张国淦知道自己知无不言的这份热心过度了，当时便改变了口气。 　　“华甫做了大总统几十年的部下，知道他的莫如大总统。我是局外人，不敢妄置一词。” 　　然而袁世凯却不肯放松。他一直存着一个疑问，大家都看成冯国璋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实际上恐未必尽然。现在正好听听“局外人”比较不偏不倚，亦用不着有所偏倚的人的意见。 　　“你以为华甫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 　　左右袒是汉初刘氏平吕之乱的典故。原是问冯国璋的力量，而张国淦到底算是心直口快的人，进一步连冯国璋的态度也评论到了。 　　“左右袒倒不怕，独怕他不左不右。” 　　这句话相当深刻，也道破了冯国璋准备投机的态度。 　　袁世凯细细咀嚼着，觉得其言有味，但几十年老部下的“华甫”其人，却太无味了。 　　看到袁世凯，微喟无语、黯然垂首的那一派英雄落魄、万般无奈的神情，张国淦大为不忍，忍不住又说：“我有八个字贡献大总统，只怕人微言轻，不易见纳。” 　　“这是那里话，你尽管实说。”袁世凯说，“这一阵子，肯跟我说实话的，都是够朋友的人。” 　　“我这八个字是：‘急流勇退，实至名归’。” 　　“见教得是。诚如尊言，能做到这八个字，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又是虚伪的话。张国淦倒有些懊悔，想起“不可与之言而与之言，失言”的古训，自觉无趣，随即起身告辞。 　　“请回来。”已快跨出房门的张国淦，为袁世凯招了回去，对他说道：“请你跟菊人去谈一谈。” 　　张国淦的胞弟，是徐世昌的门生，所以张国淦亦以师礼徐。赶到徐家，因为是通家之好，不待通报，径入后庭。徐世昌却正要出门。 　　“有事吗？” 　　“项城叫我来看老师——” 　　“我知道了。等我公府回来再谈。”徐世昌抢着说，“你务必等我片刻。” 　　徐世昌匆匆入府，袁世凯已等得心急，催问过好几遍了。见面密谈，首先问到张国淦曾否去看徐世昌，可曾谈到他对时局的见解？ 　　“他刚到舍间，因为大总统召见，我还来不及跟他说话，不过留了他在那里。” 　　“他的见解，我觉得很精到。”袁世凯问道：“你看华甫到底是什么态度？” 　　“他是北洋旧人，受大总统数十年的栽培，谅无异心。” 　　“光是没有异心不中用。”袁世凯用手指蘸着茶汁，在红木桌子上自西徂东画了一条线，“长江一线，命脉所在。陈二庵在上游，冯华甫在下游，这一线不生变化；云贵一隅之地，终归不难就范。所以华甫必得有积极的表示才好。张国淦说他‘不左不右’，其意何居？想起来叫人寒心。” 　　这是袁世凯在张国淦辞去以后，悟出来的道理，也就是他所以焦急的由来——冯国璋“不左不右”，正是师法他当年的故智：云南起义等于武昌起义，他自己就是当年的隆裕太后，而冯国璋要学的是辛亥革命的他，不左不右，或者暗左明右，都只是坐山观虎斗，等到两败俱伤的时候，出而坐收渔人之利。 　　徐世昌当然也了解他的想法。不过袁世凯看起来虽难免落个一场空，而冯国璋却还不够资格逐鹿“大位”，所以决不会像袁世凯那样，将冯国璋看得十分严重，不过为了安慰袁世凯，无论如何要替他想个办法，那怕不是办法的办法也可以，只要眼前能让他心里好过些就行了。 　　徐世昌最会想不是办法的办法，当即答道：“以他跟大总统的关系，只要派个得力的人好好去疏通一下就行了。” 　　“这也对。派谁呢？” 　　“派——”徐世昌想到专跑津浦路的阮忠枢，“叫斗瞻去，就很合适。” 　　“好！请你说给他吧。” 　　于是徐世昌辞出居仁堂，去找阮忠枢。袁世凯也找了张一麟来，要替他写一封极恳切的“私函”，预备交阮忠枢带到江宁，面递冯国璋。 　　张一麟受命办妥，亲自送到袁世凯那里，核可了稿子，正要辞出时，袁世凯留住了他。 　　留他其实无事，只是想谈谈而已。从撤销帝制以来，很少有人再来见袁世凯，有的是怕他心境不好，会碰钉子，不敢来见；有的则是深怕惹人注目，认作“袁党”，觉得不宜来见。 　　而袁世凯心情灰恶，正需要有人亲近，所以对于自始至终反对帝制，但亦自始至终追随左右的张一麟，特具好感。有时一天找他三次，每次总是谈一两个钟头，将张一麟当作唯一知心的密友。 　　“我今天才知道，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禄的，才是真国士。” 　　张一麟不知道他的感慨为谁而发，只点点头答道：“国士原非功名利禄所可以羁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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