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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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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德行自然忠为第一。赵匡胤黄袍加身，万般无奈，篡位之罪，难逃于天地之间。而况袁世凯先朝旧臣，而宣统皇帝近在咫尺，自“不无更姓改物之嫌，似有新旧乘除之感”，须得为他洗刷。 为了袁世凯曾一再自命是爱新觉罗皇朝的忠臣，所以先从他的“臣节”说起，而恰好有那么一段溥仪嗣位，隆裕太后说，要为光绪报仇，打算杀袁世凯的传说可以利用；说“向使冲人嗣统之初，不为谗言所入”，满清竟似可以不亡。 推戴书的立论是：如果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先后驾崩，所谓“冲人”的三岁小儿溥仪入承大统，不是听信光绪的胞弟摄政王载沣及载洵、载涛这班亲贵的“谗言”，驱逐袁世凯回籍养病，而“举国政朝纲之大”，一委诸他这个“元老”之经营，“将见纲举目张，百废俱振，治平有象，乱萌不生，又何至有辛亥之事哉？”接着，提到优待清室的“特别条件”，认为是袁世凯“极意绸缪”，对清室“洵属仁至而义尽”。至于历数推移，非关人事。袁世凯的取得帝位，与清室无关，这段文章是这样写的： 曩则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霜四更，爱新觉罗之政权早失，自无故宫禾黍之悲；中华帝国之首出有人，庆睹汉官威仪之盛。废兴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况有虞宾恩礼之隆，弥见兴朝覆育之量，千古鼎革之际，未有如是之光明正大者。 这个说法是有所本的，清圣祖当年就曾表示：“历代得天下，未有如本朝之正者。”他的理由是：明朝亡于流寇，崇祯无异死在李自成手里，而多尔衮由吴三桂接引进关，所得的不是大明天下，而是李自成“大顺”的江山。不但如此，击溃流寇，李自成仓皇出奔，死于湖北通山，还是替明朝报了仇。林宗孟熟读史书，正好套用这段故实；只要将为前朝报仇，改作向前朝报恩就行了。 等到读完，又是孙毓筠领头，三呼万岁，表示通过。但还要推选呈递劝进书的代表，代理议长汪大燮首先托病。“长民兄，”他敲敲额角说，“我肚子疼，急须如厕，一会就来，会场里请你暂时维持。”说完，悄悄起身，往后一溜。 这时会场里已经很乱了，有的深怀感触，急于退席，有的在谈推戴书的内容，说念得太快，根本听不清楚。当然，也有热中于攀龙附凤的，因为人声嘈杂，离座到台前跟林宗孟打交道，自告奋勇。 “好！好！欢迎，欢迎！”林宗孟来者不拒，将愿意劝进的参政的名字，都记了下来。 就这样乱哄哄地，拟成了一张呈递第二次推戴书代表的名单，为首的是梁士诒，“六君子”当然在内，此外林宗孟本人自不可少。宣读一遍。又是无异议通过。等散了会，林宗孟集合代表，研究呈递推戴书的仪式。 很意外地，谈到这一层上头，起劲的人不很多。梁士诒、杨度等人，重在实际，不愿公开玩这套拥戴的把戏，孙毓筠则另有打算，而愿意玩这套把戏的，顾虑着时已入夜，寒风凛冽，新华门前，行人稀少，一出“好戏”，无人欣赏，亦未免无趣。而且推戴的目的，是希望“简在帝心”，要紧的是让袁世凯知道自己的名字，其他的花样，可有可无，不关轻重。 “既然如此，只好照前清的规矩。”林宗孟索性提出最简单的办法，“原是奏折的格式，就照递折的规矩办。” 宫门递折，在前清是送交内奏事处。现在变通办理，直接送交预定为“宫内大臣”的袁乃宽——袁世凯左右，就称他为“皇上”。许多礼节，亦已仿照大内仪注，所以袁乃宽特意用一个黄匣子盛了那个第二次推戴的奏折，送达“御前”。 这时的“宫内”，早就得到了消息，奔走相告：“大总统要做皇帝了。”有的人要看热闹，有的人怕失去叩贺的机会，所以纷纷向春藕斋集中。当然也有少数人闻风远避的，第一个就是政事堂机要局长张一麟，料知袁世凯如果接受“推戴”，这个留得千古骂名的“上谕”，一定要他来动笔，所以早就溜之大吉了。 果然，黄匣子一传进去便找“张局长”。找不到“张局长”找“夏内使”。就像前清军机“承旨”那样，夏寿田笔不加点地拟了一道申令——这道申令跟中午谦辞帝位用“代行立法院咨”开头的格式，不大相同，完全是前清内阁“明发上谕”的格式，首先就用“据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奏称”，全叙原文，接一句“等情据此”，然后“降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实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交萦，有不能自已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 写到这里，夏寿田停下笔来，燃上一支“炮台”烟，浓浓地喷了两口，自己点点头说：“舍此更无可措辞了！” 果然，袁世凯亦大点其头，说是“立言得体”，很赞了他几句。 “宫内”已经在拟承认帝位的“上谕”，但外面还在纷纷揣测，有人以为袁世凯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贸然称帝。有人以为帝制派密锣紧鼓，进行了这么多天“劝进”的大事，如果不生效果，岂非庸人自扰？尤其是梁士诒，向来老谋深算，决不会干出冒失的事儿，所以由他的使尽全力看来，可以相信袁世凯一定会接受“推戴”。不过最为人所相信的，是一种折衷的看法，认为袁世凯想做皇帝，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事，但自古劝进，总要三推三让。而且外则英、日，内则清室；在朝则徐世昌称病出京，段祺瑞养疴西山；在野则革命党在南方颇有举动，郑汝成被刺、肇和舰起义，反对势力，不可轻视，袁世凯当然要一一布置妥贴，才会安安稳稳，登上“御座”。 因此，第二天“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的申令一发表，自然震惊九城。同时也发出了许多疑问和揣测。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对清室如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在一个城里，怎能出现两个皇帝？可想而知，宣统皇帝一定被撵出宫外，甚至送入监狱。 为此，颇有好事的人，赶到宫前，想看热闹——热闹倒看见了，却不是溥仪被撵出宫，而是筹安会第二号人物来投入梁士诒旗下的孙毓筠，率领请愿代表在唱“劝进”的压轴戏，长跪新华门外，求“皇帝”即时正位。 跪读了请愿书，只见新华门内出来一个人：是袁世凯的老表张振芳，表示“皇上”已俯顺舆情，接受大位。“大典筹备处”即将成立，登基日期，必不在远。于是请愿代表高呼：“中华帝国万岁！万岁！万万岁！” 口号喊完，应该散去了。不道还有节目，跪着的人当中，站起来一个，正步前行，直到新华门宫前台阶前面，复又跪下，拉开嗓子，大声喊道：“中华帝国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场“观礼”的老百姓，无不诧异奇事。“这是什么花样？四呼万岁！而且，”有个新闻记者在问，“为什么要这个人单独来喊？” 一打听之下，才知道他万岁长呼四声是受罚。此人是内政部的一个佥事，名叫汪立元。筹安会及请愿联合会相继成立，策动各省京官请愿。汪立元是个小政客，一见有机可乘，组织了一个“宣南俱乐部”，专做介绍请愿的投机买卖。前一天大功告成，孙毓筠即夜召集会议，宣布第二天一早齐集新华门，跪求皇帝正位。散会的时候，三呼“中华帝国万岁”。汪立元一时不检点，喊出了“中华共和万岁”。 这一下犯了众怒，指责他故意捣乱。应该处罚。汪立元承认错误，同时由他自己提出受罚的办法，就是这天早晨，一人长跪，独唱万岁。也有人说，这是汪立元有意制造错误，有意这样受罚；为了要出风头，更为了他“汪立元”三字，能够“上达天听”，深印在袁皇帝的心目之中。 请愿代表的全部任务，到此结束。尽了义务，应享权利，所以都跟着孙毓筠回到请愿联合会，等待发落——孙毓筠一到，先找会计主任：阮忠枢的胞弟阮忠桓，询问遣散办法。 “梁鸿志拨了三十万元，说是如何分配他不管，不过都在这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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