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凤仙(33)_高阳

三三

　　转眼到了九月初六，这天象房桥的参政院格外热闹，因为参政院根据请愿书，讨论国体，有请大总统表明态度的必要。袁世凯不愿做皇帝，在一个月前跟冯国璋斩钉截铁地表示过，但筹安会声势浩大的搞法，以及公府会议，袁世凯所说的话，又见得变更国体之议，是他的授意。扑朔迷离，神仙都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而现在，葫芦要打破了，且不说变更国体，可能重新出现九五之尊的天子，是件大得不能再大的大事，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亦是先闻先睹为快。所以这天参政院中，躬与盛会的参政员，几乎无一不到，新闻记者云集更不在话下，此外假借名义，拜托携带进院旁听的各界人士，亦复不少。将个平日冷冷清清的参政院，挤得密密麻麻的一片人头。

　　院内如此，院外更热闹。袁世凯这天要表明的态度，杨度是清楚不过的，也想起两年以前的故事——民国二年十月初六，选举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嗾使军警及便衣侦探，化装“公民团”请愿，封锁众议院，只许进，不许出，“公民团”大呼：“不选出我们中意的总统，不放你们回家！”号称“八百罗汉”的众议员，怒不可遏，第一次票数不够，第二次票数又不够，到第三次受不住辘辘饥肠的逼迫，才算选出袁世凯为大总统。如今虽不必“照方吃炒肉”，但有现成的请愿团在，助助威也是好的，所以依然发动好些人，包围在参政院外面。

　　当然，袁世凯是不会亲自到院的，也没有派徐世昌，是派徐世昌的副手，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院宣读“宣言”。

　　当杨士琦登上议坛时，全场鸦雀无声，但见他慢条斯理地，展开文件，用一口重浊的官话念道：

　　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于兹四年矣！忧患纷乘，战兢日深，自维衰朽，时逾陨越，得望接替有人，遂我初服。

　　念到这里，杨士琦停下来喝口水，仿佛准备着下文一转，有雷霆万钧般的话要出口似的。

　　杨士琦轻轻咳嗽一声，接着念道：

　　但既在现居之地位，即有救国救民之责，始终贯彻，无可委卸，而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义务。

　　读到这里，会场里响起了极轻微的骚动声，仿佛艳场春画，一群蜂儿缭绕在花间，“嗡嗡”之声，似有若无——袁世凯虽惯做反跌文章，但“维持共和国体”，是他“当尽之义务”，这话说得太“硬”了，倒担心他笔尖不容易拉得转来。

　　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然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于国民。且代立法院为独立机关，向不受外界之牵制，本大总统因不当向国民有所主张，亦不当向立法机关有所表示，惟改革国体于行政上有绝大之关系，本大总统为行政首领，亦何敢畏避嫌疑，缄默不言？

　　念到这里，杨士琦仿佛卖关子似地，又停下来喝水。这时的参政员，反应大不相同，有的紧张，有的轻松。紧张的是杨度、孙毓筠等人，轻松的是反对帝制一派，此外则既不轻松，亦不紧张，只是充满了好奇，在猜测着这篇文章的结论到底是什么？

　　结论是令杨度困惑万分，只听杨士琦念道：

　　以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多为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至国民请愿，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且民国宪法正在起草，如衡量国情，详晰讨论，亦当有适用之良规。请贵代行立法院诸君子深注意焉。

　　读罢宣言，杨士琦鞠躬下台。杨度则如坐针毡，由参政院边门溜了出去，坐车直驶公府先找内史夏寿田，询问杨士琦所宣读的那篇文章的由来。夏寿田表示，不是他的手笔，据说是杨士琦所拟，而经袁世凯亲笔改定的。

　　那么袁世凯又是何用意呢？他心里在想，这非向张一麟打听不可。

　　“深夜见访，必有所为。”张一麟问道，“一定是为杏城在参政院所代宣的那篇文章。”

　　“是的。”杨度问道，“不知道张二哥事先见过没有？”

　　张一麟的回答跟夏寿田一样。这使得杨度深感困惑，想了一会，只好说老实话了。

　　“我与项城，交情不如老兄之久。今天派杏城到参政院代读宣言，忽然说是变更国体，不合时宜。究竟项城的性情如何，请老兄告诉我。”

　　“可以。”张一麟点点头答道，“不过，晰子，你要把如何主动的情形，先告诉我，彼此才可以讨论。”

　　“那里是我主动？”杨度有一半做作，喊冤似地叫了起来，“我本来要回湖南去看我老师，午诒跟我说：‘项城有大事要你出头。’老兄该明白了吧，我也是被动。君主立宪是我一向的主张，所以我愿意出头。如今忽有异言，岂不可怪。”

　　张一麟听完不响，抬眼望着天花板，仿佛思绪一下子飘得很遥远似地，这样过了好一会，才用很冷静的声音说道：“我只跟你说两件事，一件是前清预备立宪，一件是苏杭甬铁路，都是事前斩钉截铁，表示拒绝，临时翻然变计的，不知道你记得记不得？”

　　怎么记不得？预备九年立宪，杨度也算是经手人之一，对袁世凯的态度，自然了解。苏杭甬铁路是因为江浙士绅反对借用英国的贷款建造，而终于由外务部与邮传部与“中英公司”订立借款一百五十万镑的合同，当军机大臣的袁世凯，由反对而赞成，是为了结纳英国公使朱尔典及支持梁士诒。其中内幕，杨度也听人说过。

　　张一麟举此两例，言外之意，非常明显，袁世凯的话是作不得准的。杨度理解到此，自然欣慰，好大一番心血，到头来毕竟不会白费的，因而脸上便自然而然地浮起了浓重的笑容。

　　但这笑容，来得快去得也快。听张一麟提到汉朝的鼌错，顿时变色——由“伏生传经”的鼌错，文帝时被拜为“太子家令”，号称“智囊”。太子即位为景帝，用鼌错为内史，言听计从。鼌错密奏景帝，剪削诸侯支郡。于是吴楚七国俱反，举兵内犯，以诛鼌错为名。景帝不得已，只好牺牲鼌错为退兵之计，朝服斩于东市。

　　张一麟以杨度比作鼌错，提出警告：“你做这件事，将来诛鼌错以谢天下，晰子啊晰子，我看你的‘枯郎头’要保不牢了！”

　　即令是一口毫无火气的苏州京腔，并且带着玩笑的口吻，而在杨度入耳惊心，半晌作声不得。

　　想来想去，还有两个人可以商量，一个是在汤山的袁克定，一个是杨士琦。汤山路远，只有找杨士琦。这是无可奈何之事，为了杨度喜欢包打包唱，二杨已生意见，非到万不得已，他是不肯向杨士琦去求教的。

　　＊＊＊

　　“晰子，”杨士琦用埋怨的语气说。“你也太心急了。看看，请愿一起，吓跑了多少人？”

　　这自然是故意夸张。“吓跑”的只有一个杨度的“乡长”，教育总长汤化龙。筹安会的宣言发布，汤化龙便想辞官回里，苦于无所借口。其时教育部正在“议新乐”，汤化龙以教育总长兼领“议乐主任”，灵机一动，决定借制定新国歌这个题目作抽身之计。

　　国歌的原词，是教袁世凯读过书的，南通状元张謇的手笔，一共三章，第一章的结句，就是“天下为公”。而帝制派则以为“天下为私”，决不能采用张稿，另外拟了一首词，送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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