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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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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几道微带诧异地笑了。“你倒有这份闲情逸致，作津沽之游。”他又问，“在天津作何消遣？” 这一问，正好让杨度说他预备好的话。“无非‘看竹’。愈老，”他显得很兴奋地，“我讲一副牌你听。那天打得很大，一千块一底的么半，一百块的‘抬抬炮’，翻牌和牌不限。有一牌是我做庄，碰出八九筒，手里一筒一嵌，听二五筒对倒。对家打张一筒，我开杠——” “那有这个道理？”严几道笑道，“清一色三副下地，还有人敢打筒子吗？” “说得是。”杨度很快地接口，“当时我心里在想，最近我的运气不坏，打牌不妨往大里打。一筒开了杠，等于已明白告人，我是副清一色，那就无妨公开，我把七张牌摊了下来，‘如果我运气真的好，二五筒一定自摸。说不定杠上开花。’一摸果然！是张二筒，清一色、对对和、杠上花，一共五翻；七十和起翻，一共两千两百四十和，另加三千两百块的抬抬炮。就这一副牌，我赢了将近三万。” “恭喜，恭喜！”严几道又说，“项城禁赌，而你们还是这样子豪赌，倒是想不到的事。” “无非瞒上不瞒下。”杨度略停一下，“愈老，从这副牌上，我知道我的运气亨通了。如有所图，必可如愿。最近组织了一个公司，朋友很捧场，想入股的很多。说实话，这个公司包赚不赔，而且赚的是大钱。” 严几道淡于名利，听他说得俗气，便矜持地微笑不答。 这就有点不投机了。杨度很机警，旁顾而言他，说些别的闲话，告辞而去。 然而，他并不死心。所谓“公司”原是指筹安会，本想引严几道入彀，谁知他不感兴趣。那就得另辟蹊径了。 于是第二天又到严宅拜访。这下严几道起疑了，刚刚来过，又来相访，则必如俗语所说的“无事不登三宝殿”。而杨度来说的，不会有什么好事，还是挡驾为妙。 “老爷说跟杨大人道歉，今天身子不爽，明天到府上去赔罪。” “喔！”杨度一面答话，一面往里走，“我就是探病的。” 严家的听差老实，机警不足，况又碰着杨度这样的对手，只有眼睁睁看着来客，排闼直入。 严复只道恶客已去，正在院子里负手闲行，观玩盛放的“西府海棠”，口中吟哦着“东坡七载黄州住”的那首七绝，心里思索着何以杜工部没有留下咏海棠的诗，不防杨度闯了进来，劈面相逢，想躲不及，只在那里发愣。 “愈老，”杨度笑吟吟地，“一日不见，忽闻清恙。不碍吧？不知道延医服药没有？” 严复心想，既来之，则安之，便也很客气地说：“多承关怀。只不过老病侵寻，厌于尘嚣而已，无须延医服药，能容我清静度日就行了。” “人望如泰山北斗，只怕不容愈老高蹈。”杨度点了这么一句，忽然问道，“古德诺博士的那篇文章，看了没有？” “你是说刊在亚细亚报上的那一篇？看了。” “原文呢？” “原文也看到了。” “愈老，”杨度收起微笑，是谈正经的神情，“当今译笔，愈老居首。尤其是这样的大文章，非烦大笔重译不可。” “不必。”严复很恳切地说，“译文很好。” 说到这里，听差来请示，是在客厅中坐，还是在院子里设几椅？严复为了敬客，要请里面坐。杨度看风和日暖，觉得庭中闲坐，气氛随和亲切，谈话易于投机，便即答道：“如果愈老不须避风，就在这里坐吧。‘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东坡宦辙，不曾到过燕都，这两句诗却真是道尽了北京的天气。” 提到苏东坡的诗，严复想到了刚才所吟哦的句子，指着西府海棠说：“晰子，我倒要请教，老杜何以不留海棠诗？” 杨度一愣，旋即想起，吟着诗说：“‘东坡七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愈老是指此而言？那倒是考住我了。我想人生际遇，有幸有不幸，草木又何尝不是如此？海棠未能得老杜品题，是海棠的不幸。如果海棠能言，则当老杜在蜀之日，一定会像李琪乞取东坡的诗一样，请老杜留下篇什。” “那一来，海棠就俗了。”严复朗然吟道，“花如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 杨度识得言外之意，十分知趣，便先不提来意，只陪着严复谈诗谈掌故。谈到将黑，严复留饮，杨度因为另有约会，不能不辞谢，但很机警留下一个尾巴。 “跟愈老叨教，令人尘俗一洗。今天余兴未尽，明天我携酒奉访。” “欢迎之至。”严复只要他不谈政治，倒真的欢迎这样一个腹笥宽博、言语风趣的朋友，同时也很惦念杨度的老师王湘绮的近况，想问问他，所以欣然订下后约。“明天下午候驾，请来试试寒舍新来一位厨娘的手段。” “一定，一定！”杨度拱拱手说，“我先道谢。” ＊＊＊ 杨度应约去访的那位朋友也姓严，也是单名，是位有名的教育家严修。 严修字范孙，原籍浙江，但迁居天津已经好几代。他是光绪九年的翰林，跟徐世昌是乡榜同年。当时翰林院有“八红八黑”之称。徐世昌肚子里货色有限，是个黑翰林；而严修则大不相同，光绪二十年就外放贵州学政，是可以专折言事，与督抚平起平坐的二品大员了。 在贵州学政任上，严修奏开“经济特科”，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礼部会议，覆奏请予照准。这年就是戊戌年，新政大行，但只得“百日维新”，便掀起一场宫廷中的轩然大波。经济特科自然停开，严修灰心国事，自请免官，到日本考察学务。回国以后，正好袁世凯由于荣禄的援引，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延请严修襄办直隶学务，官衔称为“学务处提调”，所有贯以“北洋”字样“高等学堂”，都是在严修手里创办的。袁世凯对他相当尊敬，见面称他“严先生”。 严修不但办公立学堂，还私人兴学，本来是家塾设的，延张伯苓为西席，教授他的子侄，因为办理得法，附读的人，一天多似一天，便扩大成为小学，以后加设中学，改定校名为“南开”。 以后袁世凯奏调入京，当外务部尚书，入值军机，力保严修为学部右侍郎。放归洹上时，满朝都不敢跟袁世凯往来，只有杨度和严修两人到车站送行。而且，送行以后，还上疏为袁世凯报不平，说“进退大臣，应请明示功罪，不宜轻加斥弃。”这个奏疏一上，自然留中不发。严修便再度辞官，回到天津经司胡同老家，以全副心力，专注在“南开”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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