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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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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滴眼泪在主人看，以为是忧时辱国之泪，脸上倒讪讪地有些不大得劲。于是结束酬酢，面递复文，双方相向而立，由曹汝霖将答复照会的中文正本、英文副本，亲手交给日置益——曹汝霖始终当日本是好朋友，所以此时的心境，虽有亲递降表般的屈辱之感，却无仇恨，只觉得凄凉而已。 日置益自然有一番中日提携的话头，陆征祥报以外交辞令。这时已近午夜，客人告辞，陆、曹同车，彼此默然，各人在回忆各人的往事。 曹汝霖回忆的是日俄战争，两国在东三省打得一塌糊涂，晦气了中国的老百姓。但日本打败了俄国，无条件归还东三省，曹汝霖还是觉得日本人是慷慨仗义够朋友，因而不胜今昔之感，期望着中日关系，能够逐渐好转。 陆征祥回忆的是俄国的情形。“比起光绪二十七年，俄国对待杨子通的情形来，”他说，“今天还算是好的。” 杨子通就是杨儒，光绪二十七年正充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曹汝霖想了一下问道：“是为俄国租借旅大问题的争执吗？” “是啊！”陆征祥说，“交涉的对手是俄国的财政部长微德。往返磋商，不知多少次，始终谈不拢。我记得是二月初，俄京的天气还冷得很厉害，那天微德将条件摆在桌上，逼着杨子通画押。杨不肯，说未奉皇上准许，无权画押。微德拍桌子咆哮，话很难听，那种骄横无礼的情形，比这一次凶得多。当时我为杨子通作翻译，至今想来，还有余悸。” “那时我们在日本，也听说这件事。”曹汝霖问道，“当时还说俄国人动武，拿杨子通推了一跤，有这话吗？” “这是传闻之误。杨子通年纪大了，又受了这样的气，在台阶上滑了一跤，右脚伤得很重，想请假回到德国治病，俄国还留着不放。唉！”陆征祥叹口气：“弱国无外交。当弱国的外交官，实在是生不逢辰。” “这也不尽然。事在人为！” “那个来都是一样。”陆征祥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这句话引用得语意暧昧，仿佛是说：辱国的条约，我不签亦自有人签。既然如此，就让别人来签好了。曹汝霖心里不以为然，但亦不便再作辩驳。 “日本方面，我看大致就是这样，不会再出问题了。只怕——”怕的是国内还有风波。曹汝霖懂他的意思，但无从回答。 ＊＊＊ 果然，消息一传，全国大哗，指五月九日为国耻纪念日。于是段祺瑞发表通电，说明立场，陆征祥又引咎请罪，而袁世凯则密令各省将军，对民众严加约束，不得滋事。在高压手段控制之下，风波在表面上算是平定下来了。 日本国内，却也有风波，议院抨击政府对华政策失当，认为所得应不止此。就在这时候，日置益奉调回国，向曹汝霖辞行时，他设宴款待，想替袁世凯作一番“亲善”的工作。 “袁总统一向有亲日之意，何以日本总不接受？”曹汝霖问，“袁总统常跟我说：亲善要相互的；譬如我刚伸出手来想跟他相握，他反伸手打我一巴掌，这样子如何能讲亲善？”他接着又试探：“我总觉得贵国对前清，似乎比对袁总统要好得多，是不是为了国体改革，由君主变为共和的缘故？” “不是！贵国革命以后，如果是孙中山先生当元首，日本无话可说。因为孙先生一向主张革命，没有做过清朝的官，推翻清朝，当了元首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是顺理成章的事。”日置益又说：“至于袁总统，世受清恩，自己又是总理大臣。国体改革以后，无论他的做法、说法如何巧妙，在我们旁观者看，总不免篡夺之嫌。这是日本人普遍的观念，而且，这个观念还是从贵国传过来的。” 曹汝霖在日本多年，日本人有此观念，却还是第一次得知。他当然要为袁世凯辩白：“我国与贵国不同。贵国皇统，万世一系，在我国，篡夺之事，史不绝书。对清朝来说，还是袁总统当政来得好，袁总统力争清室优待条件，即是报答先朝。倘是孙先生作了总统，不可能有优待条件。” “照足下所说，那就是袁总统慷贵国国民之慨来报他的私恩？” 这句话很厉害，曹汝霖再善于辞令也被问得瞠目结舌，无法辩解。 “不过，你的话也不错。可惜袁总统的做法错了。” “怎么？”曹汝霖问，“照贵使看，应该怎么做？” “袁总统仍旧应该尊清。”日置益说，“当时不是君主立宪吗？如果真正名实相符地立宪，规定满洲人不得干预政治，我想，南方亦可能迁就。袁总统则可以任何最高名义执掌政权，那怕做摄政王，也没有什么篡夺的嫌疑。”说到这里，他又郑重其事地加了一句：“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闲谈而已。” 日置益的慎重态度，正好说明了就是日本外交界，甚至整个政界对中国国体改变的意见。曹汝霖是日本通，深知军部与政党在外交政策上，常有歧见。但这种歧见，有时反而会发生左右逢源的妙用。照日置益的话来看，日本政界未必赞成帝制，尤其是袁世凯称帝，那么溥仪的小朝廷就决不能存在，必得面北称臣，这种“君臣倒置”的现象，可能会影响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军人对天皇地位的观感，当然是他们政治家所不愿见的。 然而日本军部则无疑地是愿意支持袁世凯的，只要条件相当。将来的“第五项”干涉中国内政，就是换取支持的交换条件。强邻虎视眈眈之下，袁总统还想“更上层楼”，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曹汝霖为此忧心忡忡，但家世教育养成了他事上恭顺的性格，紧守着“多言贾祸”之戒，不敢开口。 ＊＊＊ 眼前就有个“多言贾祸”的例子。 由于梁士诒平日言谈，一直表示不赞成帝制，所以杨士琦与杨度就跟袁克定商量好，密密加以布置。第一步是当熊希龄的人才内阁垮台时，将交通系的周自齐由交通总长调署财政总长，遗缺派内政总长朱启钤兼署，作为过渡，然后换上袁克定在德国结识的梁敦彦。 第二步就是授意前任津浦铁路北段总办，现当肃政史的孟锡珏，及津浦铁路总稽核金恭寿，拟就一个参劾的稿子，由杨士琦送给相当前清左都御史的都肃政史庄蕴宽，要求照参。 庄蕴宽面有难色，杨士琦很率直地说：“这是‘主座’的意思！” 于是庄蕴宽只好不作声。不久，政事堂密令调查的报告一到，庄蕴宽领衔参劾津浦路局局长赵庆华十大罪状。这一来，梁士诒只得生“政治病”，请假避到西山“养疴”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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