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凤仙(3)_高阳

三

　　宋育仁觉得这张支票，好比一张预约的保证书。袁世凯不做皇帝便罢，做了皇帝，自己必有“大用”之日，因而欣然收下，摒当动身。

　　动身那天，江朝宗特派他的秘书奚以庄护送到车站，明为送行，实为监视，京汉路的火车一开，便算了却这一公案。只是外界不明真相，以为宋育仁真的是因为鼓吹复辟谬说，被递解回籍；一个个吓得噤若寒蝉。当然，骗不过去的，也大有人在，其中之一就是宋育仁的老师王湘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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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袁世凯的心目中，负士林重望的只有三个人：严几道，章太炎、王湘绮。章太炎被骗到北京，不肯向袁，已遭软禁。王湘绮则出于他的得意弟子、又为至亲的杨度举荐，袁世凯写了自称“世侄”的亲笔信，礼聘到京，充任国史馆馆长，本来对他抱着极高的期望，谁知一到京就让袁世凯啼笑皆非，不能不“敬鬼神而远之”。

　　此老不为礼俗世法所拘，悼亡以后，一直以仆妇为妻妾，最后一个是周妈，既老且丑，而情好弥笃。受聘入京，携带周妈同行，路过武汉，督军段芝贵设宴欢迎，他居然带着周妈赴席。到京那天，袁世凯在居仁堂欢宴，依然少不了周妈陪伴。车进新华门，他忽然问周妈：“我眼睛花了，认不清，这座门上三个什么字？好像是‘新莽门’？”

　　这是有意误“华”作“莽”。当时有陪从打了“小报告”，袁世凯颇觉刺心——王湘绮将他逼迫清廷，比做王莽的篡位。

　　到了居仁堂坐定寒暄，王湘绮手指袁世凯，回头向周妈说道：“喏，喏，这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袁四少爷，现在做大总统了！”

　　这番老气横秋的样子，近乎狎侮。袁世凯无可奈何，心里却是凉透了，知道要想叫此人歌功颂德是不可能的事。

　　由于袁世凯的冷淡，王湘绮这个国史馆长干得就不是滋味了。馆长的经费每月八千元，都由周妈经手；两个月未发，周妈便在枕边诉苦。王湘绮亲笔写了一通公文咨财政部，说要经费像讨债，“殊伤雅道”，他亦不愿屡屡索讨，“相应咨请贵部查照，既不能逐月照发，请即转呈大总统，将国史馆取消可也。”

　　财政部接到这样一通既似负气、又似儿戏的公文，当然不便跟他计较，更不能真的贸然呈请取消国史馆，只有先发一个月经费，以为敷衍。

　　王湘绮、杨度师弟，平生志业，本在跳出儒家正统以外的“帝王之学”，当袁世凯接纳杨度的献议，卑词厚币敦聘出山时，此老一则动了游兴，再则也要看看袁世凯究竟能不能成气候？在京半年，所见所闻，莫不是袁世凯在玩弄权术，不免大失所望。

　　将袁世凯比做王莽，是就辛亥年而言。眼前的袁世凯，照王湘绮的看法，应该是曹操，因而他在日记函札中，以“陈思”作为袁寒云的代名——以袁二拟之为陈思王曹植，自然是以袁世凯比做曹操。论才论势，袁不及曹，而曹操终其身不敢称帝，袁却已有猴急的模样。就这一点看，便非人君之度。

　　复辟的流言一兴，在对付宋育仁这件事上，王湘绮看透了袁世凯的本心：表面一套，暗底下又是一套，公然示天下以伪，这那里是创业之主的作为？袁世凯一定要称帝，而称帝必败，自己一生不做清朝官，也说过“虽上西山，不必采薇”的戏言，讽刺过李经羲、赵尔巽这班“贰臣”，结果蹚在“袁皇帝”这遭混水里，岂不为天下人所笑。此老等宋育仁一走，也动了归志。

　　走要走得潇洒，才能使人有这个感觉：王湘绮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这一次来就国史馆长，无非游戏人间。乘兴而来，兴尽而归，如此而已。

　　于是，灵机一动，他又在周妈身上找到了题目。周妈是国史馆的“主妇”；八千元一月的经费，由她一手支配，节俭的经费，在东安市场大办首饰衣服，此外还有许多“作威作福”的“劣迹”，因此，报上天天登她的新闻。王湘绮看了也不气反觉有趣，自以为是千古官场的创举。

　　他找的这个题目，也是千古的创举。用“慰亭老侄总统”这个称呼，上书自劾——略有当年“翰林四谏”之一的宝廷，由福建学政任满回京复命，纳江山船妓为妾，自劾无状的意思，而更为诡谲，自道不能约束周妈是“帷薄不修”，应该解职。

　　信送了出去，不等有何下文，王湘绮就携着周妈飘然出京。临走的时候跟官员半真半假地说：“你们可以议朝仪了！”

　　＊＊＊

　　朝仪已有人在议，而且也见诸行动了。

　　冬至之前数天，由新华门到天坛的大路上，广征民夫，铺黄沙、洒清水，仿佛整治“跸道”，是为了“虾蟆祭天”。

　　“虾蟆祭天”这句谣传，不知意何所指，但流行已久，直到袁世凯在冬至前三天发表明令，方始明白。命令中首先是驳斥民国不该祭天之说：“鼎革以来，群言聚讼，辄谓尊天为帝制所从出，祭祀非民国所宜存，告朔饩羊，并亡其体，是泥天下为公之旨，而忘上帝临汝之诚。”然后以“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四句振振之词，将“天”与“民”绾合在一起，作为民国亦必须祭天的理由，说是“冬季令节应举行祀天典礼，本大总统届期敬率百官代表国民，亲自行礼”，各地方则由行政长官代表地方人民致祭。

　　原来“虾蟆”是指袁世凯。他本来的外号，是章太炎所题，出于他为了挖苦黎元洪进京，被幽居瀛台而改的一首杜诗：“云移鹭尾开军帽，日绕猴头识圣颜”，叫做“猴头”。袁猿同音，由猿而转为猴，又有沐猴而冠的意思在内，所以这个猴头的外号，流传颇广。但市井小民却不能欣赏这两个字之中转弯抹角的趣味，看袁世凯矮胖身材，说他像虾蟆，倒也不错，于是这第二个外号，很快地也叫开了。

　　典礼期前斋戒，仿照清朝的遗制，由内务部制发“斋戒牌”，自大总统到陪祭官，无不佩带。同时又特制“九章祀服”，大总统头戴九梁冠样的“爵弁”，身穿十二团的蓝色大礼服，下面着的是印有平水文的紫缎裙，看上面像个茅山道士，看下面像是穿了蟒袍在唱戏。但是，这副不伦不类的模样，老百姓是看不到的，因为步军统领江朝宗、警察总监吴炳湘，还有高高在上，权力足以指挥京城一切警卫兵力的军警执法处长雷震春，已奉到密令，务必做足了“出警入跸”的派头，好让袁世凯尝一尝“天子躬行南郊大典”的味道，所以从拆除乾隆回妃所住的宝月楼而开的新华门起，往南出正阳门，转往永定门之东的天坛，五步一哨，十步一岗，甚至有些人家的屋顶上，也站着端了枪的卫兵，不准百姓窥看。至于天坛周围，更不用说，总有两三千狞眉怒目的士兵布岗，把个本该雍容肃穆的典礼，搞得杀气腾腾，仿佛随时会出现流血五步的剧变似的。

　　冬至这天是十一月初七，节气交在子时，但祀典仍在黎明举行。清晨三点钟，大总统坐装甲汽车出府，由正阳门到天坛，换乘朱轮金漆的双套马车，到了昭亨门外，改坐椅轿进坛行礼——“祝版”上具衔是“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他默祷时是不是自称“子臣”，就没有人知道了。

　　▼第二章

　　接到袁克定的请帖，梁启超颇为踌躇。这年二月“人才内阁”垮台，他辞掉司法总长的时候，心还很热，认为袁世凯还是可与共事的人，所以接受了币制局总裁的任命，想在整顿财政上有所作为。而这番热心，很快地灰冷，因为他从六月间开始，一连拟了七个整理币制的计画，有的已经批准，有的还搁置着，而不论已未批准，都成了纸上谈兵。财政掌握在交通系手里，一切调度，都以方便袁世凯为原则，且不说混水摸鱼，谈不到整理，就想整理，也轮不到他梁启超来插手。

　　因而，他算是觉悟了，一介书生，文章报国才是本分，所以坚决求去，借住在西郊的清华学校，埋头著作，一个多月的功夫，写成了一部《欧洲战役史论》。同时跟中华书局谈成了一项合约：中华书局发行一本《大中华杂志》，聘请他担任主任撰述，一行作吏，万种酸辛；还是笔墨中讨生涯，方是安身立命之道。

　　如今袁克定特下请帖，注明只请他一个，并无别客，那就显然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话要谈，而且也可想而知，决不是谈学问，而是谈政治。好不容易才能摆脱宦海，如何又轻易卷入旋涡？这就是他踌躇的原因。

　　经过一番深切的考虑，他终于决定了，还是赴约。他在想，自己的志向，袁家父子或许不了解，不过自己的见解，至少袁世凯是尊重的，也许是对当前的国事，有所咨询。听不听由他，自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也是书生本分报国应有之义。

　　邀约的是午宴。梁启超由清华园进城，直到北海——“三海”为总统府的范围，袁世凯的几个已娶亲的儿子，都在北海被赐了离宫，但袁克定是例外，北海的亭台池馆，可以随意使用，这天是在漪澜堂的碧照楼设宴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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