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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十疑康有为诗并注

奔走皇室权贵门，每言常熟最情敦。 　　松禅日札分明在，踪迹何妨细细论。 　　（其一） 　　康有为自编年谱（以下简称康谱），一再强调，翁同龢以国士相待的知己之恩，其实为子虚乌有之事。翁同龢日记晚年虽有删改，但以翁同龢之笃于孝悌忠义，康有为之卖弟、卖友，以“康圣人”自居，而有少正卯之实，气味不投，理所必然。证以同时人的记载，如叶昌炽 《缘督庐日记》等，可知康有为于翁，乃是谬托知己；原因见后注。 　　朝衣虽染御炉香，奉职依然簪笔郎。 　　应诏陈言循故事，小臣章奏须呈堂。 　　（其二） 　　康谱言，德宗曾有命：“康有为折，可令其直递来。”而按诸实际，康有为并无上“封奏”的特权。戊戌年四月廿八日，康有为在召见后，不过派为总理衙门章京，本职仍为工部主事。部院司官，应诏陈言，皆须露章呈交堂官审阅后转递；礼部司官王照即因奏折中有碍语，堂官不为代递，而引起轩然大波可证。康有为多方觅御史出面建言，更为其本人不得具封奏的反证。 　　初三誓死救皇上，初五飘然已出京。 　　自道保全恩独厚，此恩纵有亦无名。 　　（其三） 　　戊戌八月初三“奉密诏”后，“誓死救皇上”，为康谱中语，而初五竟“天未明出京”。又言：下“密诏”乃因“杨崇伊于初二日至颐和园遽请训政，西后意定，上欲保全我，故促我出京”。果然如此，德宗身处危地，不亟亟谋自保，而独为一小臣安危荣怀？且付以“密诏”，等于以社稷相托。中国历史上那有这种“养媳妇做媒”的皇帝。 　　不幸有兄如是人，无端杀戮忽临身。 　　有兄亦幸能如此，后世方知康广仁。 　　（其四） 　　八月初五天未明，康有为携仆出京，其时已有人告诉他，太后是否复出训政，已至决定性时刻，倘复出，必不免，否则无碍。因此康谱中谓“令幼博带行李，迟日乃出”。幼博即其弟康广仁。 　　这就是说：如有政变，他本人将有杀身之虑，是则其弟亦必株连；同党如谭嗣同等人的命运，亦就可想而知，乃竟忍心以一走了之。康有为卖弟卖友之罪，何所逃于天地之间？康广仁死得极其窝囊，狱中痛哭，临刑痛哭，时人皆有记载。虽然，倘非枉死，后世孰知有此为长兄出卖的可怜虫？ 　　忽来乡语两三人，便自移身重庆轮。 　　新济缘何变海晏，个中消息独存真。 　　（其五） 　　康有为自道脱险经过云：八月初五“至暮直抵塘沽，即登招商局之海晏矣，以无票不许搭餐房，乃入官舱，以其初六日四下钟乃开，恶久滞船中，忽思另搭。……至初六日搭太古之重庆轮船。”但据八月初十日上海 《中外日报》（即《时务报》改名 ）所载新闻，及译“字林西报九月二十四号”（阴历八月初九日）新闻均言上海道蔡钧，传新济轮船买办询问，据云，康于初五日拟乘该轮至沪，“行李发下，人亦上船，忽来粤人四人，与康耳语良久，复将行李运岸，大约改趁重庆轮。”按：慈禧收权，决定于八月初五德宗接见伊藤博文以后。此“粤人四人”特来告警，且已安排改搭英商太古公司的重庆轮。政变作于八月初六，康有为则前一日即已得到消息；最可注意的是，明明搭的是新济轮，偏云“海晏”，则因康谱作于是年年底，倘谓所搭为新济，无异证实中外日报、字林西报的报导正确；更怕好事者访问新济买办，进一步揭露真相。 　　老袁可是天全翁（明徐有贞晚年自号天全翁），夸夸其言语语空。 　　扶上午门除旧党，莫非皇上在南宫。 　　（其六） 　　康谱记八月初三日：“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语同梦呓。原因是，康有为是年年底在东京自编年谱，已打算玩“密诏”的把戏，而欺旅日华侨，不明了京中情形，信口开河。德宗深居大内，安能由袁世凯率死士直入内廷，扶之“登午门”？ 　　原来康有为是想到明英宗南宫复辟的故事，借来一用；将袁世凯拟之为徐有贞，浅薄伎俩，不值一辩。 　　假托传诏董国舅，真如草檄骆宾王。 　　牵连遂及徐英国（唐朝徐敬业封英国公），筹饷有名曰保皇。 　　（其七） 　　康有为自比董承之受衣带诏，为的是借徐敬业起兵讨武则天的故事，以筹饷为名，行敛财之实。史言骆宾王“落魄无行”，此四字尚不足以尽康有为。 　　爱人岂可辱其亲，岂是尼山改制新！ 　　丑诋知非图一快？要教武氏杀儿臣。 　　（其八） 　　康有为道及德宗，惓惓忠爱；爱君而辱太后，世间岂有此理？慈禧在文宗时虽居妃位，但与皇后出身相同，皆为上三旗，皆为道员之女，祇以清朝选秀女的制度，异于前代，所以荣辱得失，决于机缘之俄顷，慈禧平生所憾者，正在此。而康梁师徒明知如此，故意以汉人嫡庶之说相辱，动辄谓慈禧不过“先帝之遗妾”，以激怒慈禧。 　　康梁之作昧心之论，岂为逞口舌之快？不是。是要嫁祸德宗，促成慈禧之废德宗。凡康梁所极口称道者，如翁同龢，即为希望慈禧永绝之人；凡康梁所极口痛诋者如荣禄，即为希望慈禧重用之人。但关于后者，他对“行情”，亦可说是对荣禄的了解，不大清楚，真正想废立的，不是荣禄。 　　使得人间造孽钱，师徒海外望如仙。 　　试言所保今安在？真佩诛心几道贤（谓严复）。 　　（其九） 　　严几道与熊纯如书云：“往者唐伯虎诗云：‘闲来写得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以仆观之，梁任公所得于杂志者，大抵皆造孽钱。”又云：“今夫亡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无康梁，其母子未必生衅，……卤莽灭裂，轻易猖狂，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己则逍遥海外，立名目以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夫曰保皇，试问其所保今安在耶？”此真诛心之论。大抵康梁每丑诋慈禧一次，必为德宗增一番罪过。此种变相的精神虐待，谓康梁意在弒君，亦无不可。 　　昔年读“何义门集”中函友人论傅青主云：“每诗下必记数语，发口鄙秽，烂诋宋贤，则又蟾蜍掷粪也。可惜读书万卷，转增魔焰。二十年如雷灌耳，一见兴尽矣。”颇不以何义门之轻诋前辈为然；如今发现梁启超乃如是一人，方知何义门之轻诋，自有由来。 　　孤儿大义溯东林，恩怨忠奸辨得清。 　　易代康杨交水乳，当年情事费沉吟。 　　（其十） 　　“东林孤儿”之于阉党，入清踪迹仍如泾渭之分明，因为恩怨之起，出于忠奸之辨，自不因易代而异。 　　今按戊戌政变发难者为杨崇伊，德宗之被幽，康广仁及“四京卿”之被戮，康有为本人“变法”之志不得伸，且须“逃窜”海外，皆由杨崇伊而起，其仇几于不共戴天。乃杨崇伊之子杨云史，印行其“江山万里楼诗词钞”，题端者，赫然为“康更甡”，乃张勋复辟，康有为二次“蒙难”后所改别号。杨云史诗词钞题端，甚么人不好请，要请康有为；康有为对杨云史，甚么事不好许，要许他题端，此非有意表示康杨两家水乳之交而何？ 　　再检康谱，以对他的平生影响如此之大的杨崇伊，而谱中其名仅三见。杨崇伊当御史后，“到台第一疏”即劾康有为的强学会，而康有为一无责备之词，只谓之为“参劾之衅”，起于李鸿章欲捐二千金入会，被拒；以后竟谓强学会“即无杨崇伊之劾，亦必散矣”，竟是为场开脱之词，当年情事，岂不大费沉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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