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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涉是非(3)


  杨崇伊的家人戚属,对端方当然恨之入骨。及至宣统元年十月初四,葬慈禧于普陀峪定东陵,端方乘轿横过神道,派人照相,及暂以陵树为电竿,原都不是了不起的罪过,但意存报复的李国杰,想起他祖父的一件往事,认为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李鸿章访俄回国后,曾一游圆明园废墟,不料竟为翁同龢门下一言官所劾,以擅入禁区,奉旨申斥;则以端方之所为,自然构成“大不敬”的罪名。于是拜托一个老世交出面弹劾,要扳倒端方。

  他那老世交不愿为李国杰利用,而无缘无故与端方结怨;但推托的话很妙,他说:“具折参人,上头不看折子,先在心里有个疑问,某人参某人,是为了甚么?如果是我来参他,一定以为我想取而代之,或者保某人为直督。那一来,我的话就打折扣了。倒不如你自己以勋臣子弟,上折纠举,出于忠爱之心,并无利害关系,话就显得更有力量。”

  李国杰从其所教,请了一个好手草折。但擅自拍照,横冲神路,陵树作电竿,虽为“大不敬”,但按诸律例是一回事,稽诸事实又是一回事,洪杨以后,朝廷自知有取侮之道,威信尊严,早已扫地,执法如想照雍、干年间那样严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没有一个深中当道之忌的说法,是扳不倒端方的。

  这个好手,确是刀笔,首先三项罪名中,以陵树作电竿为主,科以破坏风水之罪,皇室无不重视;但犹不足以革逐端方,要想个说法,连摄政王载沣都会动容,觉得非严办端方不可,那样才真能将端方扳倒。

  这个说法便是在“主少国疑”这句话上作文章,暗示端方的行为,启大臣跋扈之渐;朝廷倘非乘此机会立威,则后果不堪设想。

  以此主题立论,奏折中最厉害的有两段话,第一段论风水:

  又臣见风水墙内,绵亘电线,云系该督安设,以便北洋文报交通。在该督,自为慎重公事起见,然使电杆安设在风水墙外,相距亦仅止十数里,马上传递,未为不便,何必借行树为电杆,致蹈人臣不敬之诛。

  这是暗示端方故意以风水墙内的行树为电竿,不言可知,目的是在破坏风水。

  第二段是结论:

  凡此皆该督平日之间,藐视朝廷,胆大妄为,无所不至。推原其故,盖由皇上正在冲龄,监国摄政王谦和御下,乃敢目无法纪,肆意妄行。若不明申禁令,加以严惩,恐臣下纷纷效尤,而履霜冰,朝纲将从尽隳。

  此为指责端方欺侮“孤儿寡妇”,为五代以来,当在位为冲龄之主时,无不引以为惧之事。而“摄政王谦和御下,乃敢目无法纪”之语,则不仅指摄政王庸懦无能,且可能为故意纵容,然则摄政王亦须避欺侮孤儿寡妇之嫌。因此,初交部议,及至部议革职,摄政王便只有准如所议。

  端方革职以后,亟谋复起,目标是湖广总督,先由奕劻保荐他为“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并经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同意,只要他将川路风潮摆平,一定劝服度支部尚书载泽,不再为他的至亲瑞澄“保驾”,将鄂督让给端方。

  其时川路风潮,已很棘手;而端方走错了一步棋,保盛宣怀的死对头袁世凯为川督以平乱。袁世凯唯恐天下不乱,当然不就;但盛宣怀却大起戒心,对端方的态度一变,与瑞澄密电往来,设下一条请君入瓮之计,由阁议通过,着端方入川“按视”,并“准其酌带兵队,以资弹压”。盛宣怀又通知端方,说可统率湘鄂两省新军入川,相机剿抚,倘川乱因此而平,即以端方取代赵尔丰为川督。端方无奈,带兵入川,竟以身殉;而川路风潮扩大的结果,直接促成了阴历八月十九,阳历双十的武昌起义。

  由此因果关系一层一层上推,都由杨崇伊干了那件小流氓才会有的龌龊行径。而端方由两江调直隶,由直督而革职,铁琴铜剑之书,固得保存;而为翁同龢谋复职并请谥一事,亦始终没有机会进行。翁同龢之无谥与爱新觉罗氏之失国相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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