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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第二次行贿

　　在派李、张与俄使交涉以前，俄国复又行贿，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是年公历三月九日，即农历二月十七日条：

　　俄署使巴布罗福及朴科第，与李鸿章、张荫桓密谈，如能于限期内应允俄国要求，愿各酬以五十万两。

　　因为德国交涉，已于二月十五日签约解决。英国借款业已定夺，所许“利益”亦有成议，德、英两国为俄先驱，各有所得，俄国即已有足够的理由与借口，采取强硬态度，但俄国交涉，李鸿章不愿翁同龢插手；翁亦不愿直接干预，只是李鸿章必须拉紧张荫桓，既以分担责任，亦藉以应付翁同龢，至俄使行贿之款，当然是由“李鸿章基金”中拨付。

　　其时许景澄刚由德抵俄，与俄国外务部交涉后，电告总署云：

　　顷外部约晤云：胶事已定，英得长江利益，法亦有索件，故俄必须租得不冻海口为水师屯地，保护两国利权，各款前已电巴（伯罗福），现将租期及租界电巴转达总署，一面仍会在京接续商办。至租界内收税理民，归中国自主，中俄兵舰，二口均可同泊，其铁路请准听东省公司自鸭绿江至牛庄一带，求以择宜通接等语；告以事关东方大局，中国允俄，则英法日亦必生心，中俄交密，务请体察。彼云：俄已告明英法等国，务请转达总署，从速答复，俄主意在必成，惟租界远近，或可酌商等语，词意坚决，大非昔比。

　　翌日俄外交部又提出租界图线，由旅顺、大连沿海往东北，直至皮子嵩；线外复有一线，谋此线内中国派兵须有定数。许景澄乃又会同驻俄公使杨儒，据情转报。并加按语云：“此直索地，非止海口，尤出意外。”

　　这两个电报，于二月廿二日到达北京，张荫桓于次日清晨函送翁同龢，时方早餐，为之推案不食，覆函张荫桓云：

　　朝食读手教，并许杨两件，推案而起。欲先问英，欲照此再索他处否，以极其所致。

　　接许、杨两电，而忽涉及对英交涉，则以原电内俄国表示“英已得长江利益，法亦有索件”，以及“俄已告明英法等国”之语，翁同龢已悟俄与英法亦有勾结。法国公使吕班提出四项要求，庆王以空言敷衍，交涉尚未具体；对英交涉则由张荫桓主办，故翁同龢提出此一看法，要探索其得寸进尺，究竟至何程度，方能罢手，俾便应付。不过，此为发牢骚的负气语，是很显然的。

　　是日翁同龢记云：

　　晨得樵野函，许两电，旅大事与外部言难挽回。未食亟入，邸来已迟，无可商酌。见起二刻余，上切责诸臣，一事不办，召对俄顷，直庐数时而已。邸疾强入，至是流汗，命将息数日。退寻庆邸，到署商办，仪公拟致许杨电，坚持勿许而无办法，于大连稍参活笔。午访樵野，示以仪电，以为然，用密电发。赴总署，庆邸、仪公、许废敬崇皆集，仪电庆以为然，庆意揭破日本先有不准他人占租 （旅大）之约，若允租彼，必与我为难，莫若随时许泊，无租界之名，有租泊之实，遂再发电。

　　李鸿章“坚持勿许而无办法”；庆王则侃侃而言办法，岂李鸿章之才不及庆王，而张荫桓亦见不及此？非是！李鸿章的用意，是使许景澄与俄国外务部谈判破裂，俾交涉重心，得由圣彼得堡移回北京。翁同龢纵不知张荫桓亦已纳俄之贿，但张与李的形迹日密，竟亦一无警惕，以致“示以仪电”，听其一言而定可行与否，其愚闇真是可惊。

　　俄国积极图谋旅大之事，引起日俄关系的紧张，致有“日俄将开战局”的传说。日本亦派其华裔翻译官郑永邦至总署探索真相，其情弥见急迫。本来此为以夷制夷的一个机会，但翁同龢既不知可以利用，李鸿章、张荫桓当然绝不会出声。至于在俄京，许景澄觐见俄皇，除照庆王之言，强调俄国必欲租旅大，必致扰乱东方大局以外，而且指出俄国曾有俄舰只在旅大过冬，春暖离港的诺言，要求其实行。交涉可谓得体，那知俄皇竟公然食言。

　　据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当时俄皇答复许景澄说：“我曾说此话。但自中国向英德借款以后，东方情形另有变动，商租两口乃中俄两国公同利益，实为保护两国起见，我并无得地之意，不过俄国在东方不能不有一驻足之地，务盼中国按俄国条款期，早日办妥。”

　　至次日，俄国外务部通知许景澄，俄皇已任命巴伯罗福为全权代表，限期十天签订条约，逾期则俄国将自由行动，不复顾全联盟交谊。及至许景澄欲继续交涉时，俄国外务部竟拒绝接见，交涉重心，迫不得已复移回北京；而事实上所谓交涉者，只是巴伯罗福恃强勒索。据翁同龢日记，经过如下：

　　二月廿八日：午正赴总署待巴使，未即来，李、张及许、廖、崇与余见之，出约稿六条，略如前说，惟大连湾可作各国通商口岸，至旅顺则租界内不准中国驻兵，又须划至皮子口等处，无地图不能详也。余与廖公先至东堂，申初遂行，时巴犹未散也。

　　二月廿九日：见起三刻……论俄事良久，命传李鸿章、张荫桓明日预备召见。……申正合肥来，待樵野戌正始来，集余斋与仲山（廖寿恒）相商，两公皆无策，互相驳诘，空言而已，时事如此，吾其已矣。

　　三月初一日：今日李张起，上亦不能断也。见起三刻，衡量时局，诸臣皆挥涕，是何景象？负罪深矣。退时，庆（王）、李、张邀谈，大约除允行外，别无法。至英日法同时将起，更无法也。

　　三月初二日：樵野有起，四刻始退。余等见起三刻，沥陈现在危迫情彤，请作各海口已失想，庶几策励，力图自立，旅大事无可回矣。上云璇闱忧劳之深，转未将此事论及，则蕴结可知矣。派李鸿章、张荫桓画押，命臣传知。

　　此日张荫桓独对至四刻始久，而康有为则方于四日前创立“保国会”，君臣所论何事，大致可想。

　　三月初三日：是日有合肥起，不过嘱其慎重，并无谯诃。未正赴总署，申初巴使来，续议旅大约，已允者铁案，与余众颇商改，惟铁路一条忽变为沿海至营口，余指图大争，巴竟谓若大连不能通，则另觅海岸作通商口。余遂大驳，谓“尔临时所改，我照华文一字不改。”巴词穷，认笔误，仍以发电谓中国因数字不符，不肯画押，因而决裂。余笑应之曰：“任尔诬罔，我不任咎。”

　　惟时英使在东厅，合肥、廖公晤之，巴有所闻，故改前说，知若之必来阻挠，预埋不开大连商埠之根也。此一事直持至戌初，合肥还座，倦容可掬，竟允其加沿海二字而罢。从此画押之期不改，各国均起矣，如何？如何？

　　窦使昌言谓“大连开埠甚是，旅顺屯兵关系东方商务大局，英已电驻俄使，向俄外部力争矣。”询以争不能得，奈何？则曰：“惟看中国如何措置，平各国之气耳。”

　　旅大租地条约，于三日后签订，共计十款，最重要者四款：

　　一、中国允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予俄国，惟不侵中国主权。（原第一条）
　　二、租期二十五年，期满可展限。（原第三条）
　　三、旅顺一口专为武备，华俄船只可出入；大连湾除口内一港，照旅顺之例，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 （原第六条）
　　四、东清铁路干路筑至大连湾；另至营口，或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之处筑一支路。（原第八条）。

　　条约中又声明，双方另派代表在俄国续商订立“专条”，议定“所有租地、隙地、界线及支线铁路”等技术性细目。中国仍由专使许景澄负责交涉，在开议之前，许景澄以节略一份，送交俄国外务部，一共三点：

　　一、改减租所留隙地。
　　二、金州城厢及往来道路营汛，不归租界。
　　三、支线铁路只至大连湾，不达别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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