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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高谈时局

　　康有为年谱二十四年第一条云：

　　正月初二日，总理衙门总办来书，告初三日三下钟，王大臣约见，至时李中堂鸿章，翁中堂同龢，荣中堂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相见于西花廉，待以宾礼，问变法之宜。

　　据康有为自记，荣禄首先发言，谓“祖宗之法不能变”。廖寿恒问“如何变法”？康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李鸿章因而诘问：“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翁同龢则问“筹款”。康有为又自言，曾“陈法律、度支、学校、农商”，以至农商工矿、陆海军等。又谓“阅日召见枢臣，翁以吾言入奏，上命召见；荣邸谓令其条陈所见，若可采取，乃令召见。上乃令条陈所见，并进呈日本变法考及俄彼得变政记。”

　　凡此在翁同龢日记中，皆未记载，只初三日一条云：

　　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狂甚。

　　翁之不记康有为，当因晚年恐贾祸而删削日记，但对正月初三传见康有为一事，并未重视，则可从是日一早致张荫桓函中，绝未一提其事，反证而知，翁同龢致张荫桓原函如下：

　　新岁展庆无涯，今日俄、英两使并见，邸辞当有次第，盍早到署一商。昨震东来言：海客招饮，意不欲赴，如何措词，乞代酌。

　　“海客”路海靖，初四日有“海靖约十二日赴彼馆饮，托梁震东婉谢”之语可证。此一小事，尚在信中述及，则不提是日约见康有为，应作何语，在翁同龢看得其事比应酬更小了。

　　翁同龢致张荫桓函中从不一及康有为，为翁同龢决未保荐康有为最有力的证据，因为这些函件保存得相当完整，是最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翁同龢不轻信人，而康有为在京城活动已久，与张荫桓过从甚密，如翁对康欣赏，断无在日记、书函中不一提及之理；日记固可谓之删改，书函已在他人手中，何可追索？且往往“笔墨如织”，大小事想到即书，亦无法确记某日某时函中曾一提康有为，而能索回销毁，以掩其迹。此外，就翁同龢的性格分析，亦不可能：

　　第一、翁同龢基本上是醇谨之士，与康有为的性格，完全是两路；气味不投，无可交往。
　　第二、翁同龢一直教帝以孝，以期感格母慈；而康有为早有对慈禧不满的言论，认为德宗应独振 乾纲，张荫桓即颇受其影响，而翁同龢决不愿亦决不敢为子排母。
　　第三、翁同龢在甲午前后，所亲信者为汪鸣銮；所看重者为张謇，而此二人皆与康有为无甚交往。
　　第四、翁同龢居官，素持明哲保身之道。
　　
　　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总署诸臣约见康有为，荣禄首言“祖宗之法不能变”，与康有为处于对立的地位。荣禄的看法，即为慈禧、亲贵、守旧派的看法，翁同龢不能不知。既知而支持康有为，应知后果如何？翁以望七之年，岂能作此冒昧之事？然则翁同龢保荐康有为之说何来？一则是后党如荣禄等人，有意散播流言，因康有为与张荫桓同乡交密，而翁倚张为左右手，效此种流言，易为人所信。再则康有为刻意欲攀附翁同龢以自高声价，其 《自编年谱》中，虚榜与翁交往的情形，实不值一哂。如割台以后，翁同龢“有变法之心，访康不遇，康乃谒翁，谓变法之事，大洽。”并记翁之语云：

　　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芸阁台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巡数之者，故吾不敢见客，盖有难言也。

　　翁同纪向以稳健著称，言行皆颇谨饬，有时失言失态，辄自咎责，这在他的日记中随处可见。若如康有为所言，即或曾经接见，岂有与一素无渊源的狂士，谈宫闱秘辛之理？

　　而且，康有为在后来名气甚大，当时不过一正途出身的工部主事而已，对朝中、宫中情形固甚隔膜。上引杜撰的一段话，至少有两点是决不可能出诸“常熟”之口的：

　　第一、所谓“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此点心即为“克食”，一种用酥油面粉所制的甜点心，在民间谓之“大八件”、“小八件”。克食为宫中经常祭神之物，故祭余以分赐王公大臣，俾共迓神庥。此物中可藏密诏，真奇谈之尤。且克食为御膳房所制，莫非膳夫能由德宗指挥，在调制时即将密诏贮于其中？

　　第二、德宗如有密诏，必先诏翁，而翁同龢每日或书房、或养心殿辄先有独对之时，德宗如有密诏，何不当面交付？即令诏其他臣工，亦可付翁转交，何必藏于“点心”之中。

　　由此可见，康有为并翁同龢常有与德宗单独相见这一点，亦根本不知，说假话而有此大漏洞。推究其故，康有为要强调的是“密诏”。戊戌以后，康有为亡命海外，以奉有“衣带诏”向华侨敛财，而所谓“衣带诏”者何在？却始终拿不出实物来。此事即其门弟子亦颇不以为然，康有为亦唯有死无对证的情况下，信口开河，表示德宗早有下“密诏”之意，以期用模糊影响之词，令人误信其确曾受“衣带诏”。

　　其时翁同龢对康有为的陈述，了不措意。他全力在应付者，一为由对德交涉而引起的俄、英需索；二为贷款问题。对德交涉最使翁同龢难堪者，即是海靖对翁已失去信心，先欲见恭、庆两王；后来又访李鸿章于贤良庙，李拒而不纳，只约于正月初八日见于总署，而届时又托病不到。

　　李鸿章之不愿见海靖，原因有二，第一、刻意将对德交涉失败的责任，推卸给翁同龢；第二、对俄、对英的交涉，需视对德交涉的结果为转移，李鸿章为俄国利益计，希望德国能独占胶澳，故不愿与海靖争。到而不争，形迹弥显，不如不见之为愈。

　　俄国之着急，是因为英国贷款的条件，非常优厚，虽亦外索“利益五端”，但并不比俄国苛刻。其次，英国在华经营多年，尤其是有能说华语，受中国官职，且欲令其子参加北闱乡试，自取别号“鹭宾”的总税务司赫德，在俄国是无法与英竞争的，因而唯有将全部压力施诸其在华利益“代理人”的李鸿章。所谓“合肥颇急”，自是李鸿章致翁同龢函中所自述；东山养望，矫情镇物，李鸿章何能不明斯理？而焦急之心，形于笔墨，且两国交涉，即令不能如俄之愿，引起严重纠纷，亦为举国之忧，何须李鸿章一个人着急？

　　于此可以推断，在吴克托穆的电报之外，俄国必另派人向李鸿章书面提出威胁，如果不能达成俄国的要求，将会宣布李鸿章受贿的真相。此人最可能是后来为俄国驻华公使，当时是华俄道胜银行负责人的璞科第 （D.D. Konostovetz）。这是李鸿章身家性命所系之事，何得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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