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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澳事件

　　胶州湾事件起于李鸿章自美返国后不久，德皇威廉决定取得此港后，于十一月初向总署提出租借胶州湾五十年的要求；总署覆词拒绝。德国遂决定动用武力。此外英、法两国对西南亦相继提出造路开矿等要求，向总署提出强硬交涉，排拒对方，亦即希望独占。以致二十三年正月初八，翁同龢访李鸿章纵谈时事，竟致流涕。

　　德国的远东舰队，需要一个不冻港，最初是看中金门，准备以武力占领，造成既成事实，再向总署交涉，作为代索辽东的报酬。但金门补给困难，筑港不易，因而放弃此一计划，改向胶州湾下手。德、俄两皇之会，商定了一个极为卑鄙的阴谋，即由德国启衅，而俄国根据中俄密约的原则，出兵干预；明为助华，实际上是助德，亦以自助。只看郭廷以 《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光绪廿三年纪事部分，即可了然于俄国如何扮演“两面人”的脚色：

　　八月廿五日：德国通知俄国，远东舰队拟在胶州湾过冬。

　　九月初七日：德使（海靖）告总署，德国远东舰队拟在胶州湾过冬（总署拒之）。

　　十月初七日：德国教士二人，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为匪所杀。

　　十月十二日：德皇以胶州湾事电询俄皇意见。

　　十月十三日：俄皇覆德皇，对德舰开入胶州湾事，无权过问。德皇即令远东舰队进占。

　　十月十四日：俄外部训令北京俄使，反对德占胶州湾，必要时亦将派舰前往。

　　十月十六日：以德教士在山东曹州被戕，命巡抚李秉衡速派司道大员，驰往根究起衅情形，务将凶盗拿获惩办。

　　十月二十日：德舰占领胶州湾，夺青岛炮台。

　　十月廿一日：李鸿章为胶州湾事，访俄署使巴伯罗福，请予协助。

　　很明显的，李鸿章作了俄国的走狗。他之访俄署使，是私下的行动，并非朝廷的派遣，且当政如翁同龢者，根本不知其事；尤可骇异者，是翁同龢至二十二日始知德舰占胶州湾，而李鸿章已于前一日访俄使请出兵相助，其为“私通外国”，乃是蓄意而为。翁同龢廿一日日记：

　　沉阴无风，不甚寒，外折少，见起不及一刻，递事后辰正散，邀礼邸过来便饭，钱（应溥）、刚（毅）二公作陪，剧饮纵谈甚畅，自辰抵申正乃去。是日，上从慈驾诣圆明园课农轩。

　　观此可知，这天君臣皆好整以暇，一派升平气象，根本不知山东已起大祸；同时亦可断言，总署亦绝无一人得知胶州有警，因为：第一、礼王、钱应溥、刚毅皆为军机大臣，各人皆有亲信的军机章京，而此辈与总署章京，皆通声气，倘有消息，礼、钱、刚等人会很快地被告知。第二、张荫桓在总署“当家”，他人可以不知，张荫桓断无不知之理，张知则翁亦必知。于此可以确证，总署绝未获得任何消息。然则李鸿章的消息是从那里来的呢？毫无疑问地，是来自俄国公使馆。

　　次日——十月廿二日，翁同龢日记：

　　晨入，看四电，德兵船入胶澳，占山头，断电线，勒我守兵三点钟撤出，四十八点钟退尽云云。（电：李秉衡二；王文韶二。）即草电旨二道，饬李秉衡勿先开炮，一令许景澄向德外部理论，邸意以为然。幸巨野已获凶盗四名，尚可辩论耳。

　　此据山东巡抚李秉衡、直隶总督王文韶告警急电所作之处置。在处理的态度上既嫌轻率，亦觉擅专，如此大事，牵涉甚广，既有总署诸大臣在，理当先召集紧急会议，了解情况，估计情势，作一番知彼知己的工作，再发电旨，亦未为晚，乃率尔作成决定，而以“邸 （恭王）意以为然”五字的语气来看，彷佛只要恭王同意即可，易言之，隐然以为他与恭王二人便是一切，这是翁同龢晚年恩遇不终的主要原因。

　　至于胶州湾之变，据“清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五所记，真相如此：

　　山东曹州巨野县，德国天主堂教士二人被杀，德即以海舰驶近胶州湾炮台，守将提督章高元，方与幕宾为麻雀战，召兵往报，高元曰：“彼舰偶经此地，何预吾事？”俄顷，船抵岸，即以照会。高元赌方酣，置之。及赌倦少憩，一幕客启视，始知德人勒令于二十四钟内，将全岛让出，高元始大惊，传令开队，亟出署，则德兵已满衢市。队既齐，将士皆挟空枪，急返库中取子弹，则库已为敌所占矣。

　　章高元籍隶合肥，原为刘铭传的部将，在淮军中较之他的小同乡龚照玙、卫汝贵，犹为“贤者”，当时径往德国军营理论。《清朝野史大观》记：

　　高元曰：“既不能战，吾惟与之论理。”亟诣德将侃侃与辩。德将夷然曰：“此事吾奉本国训条行事，实无理之可言。汝但全师退出而已。吾亦不汝害也。”高元不许，遂被幽之于舰中。

　　胶澳之失，虽咎在章高元，但巡抚李秉衡守土有责，电奏主张以武力相抗，朝廷不许。翁同龢廿三日记云：

　　见起二刻，言澳事，电饬李秉衡毋轻言决战，贻误大局。上意力持不战，述慈圣言，甚忧劳也。未初赴总署，本约各堂会会，而二邸、荣、敬有事不到，亦无可议。

　　二邸谓恭王及庆王；荣则荣禄，敬则户部尚书敬信。总署大臣自廿一年秋，孙毓汶、徐用仪相继罢军机并退出总署后，翁同龢、李鸿藻联翩而入，翁同龢多所援引，此时值总署的王大臣，共十人，满汉各半，汉人中翁同龢一派占三席，翁本人以外，有张荫桓、廖寿恒，此外两人为李鸿章、许应骙，很显然地，翁同龢占了上风。两王及荣禄、敬信之托故不到，一方面为对翁同龢的“拆台”；另一方面亦可视之为自辛酉政变以来渐形消淡的满汉对立的态势，复又重现。翁同龢一直以为先受醇王知遇，后得恭王赏识，关系一直很好，殊不知他的俨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作风，已遭大忌，连恭王都已不以为然了。

　　当然，翁同龢多少也知道，他已树了两个大敌，一个是荣禄；一个是李鸿章。但他并不知道荣禄与李鸿章已联成一条阵线，荣要倒翁，须李鸿章在外与之周旋；李要倒翁，须荣禄在内为之斡旋。此日二邸荣敬四人不到，即为造成翁同龢在这件大事上“无可议”，以便利李鸿章与俄国的勾结。

　　在这称情况之下，张荫桓的分量，在翁同龢心目中大为增加。胶澳事件中，张荫桓先全力赞翁，从而叛翁，其事隐微曲折，治现代史者，似尚少人注意及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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