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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打手

　　杨崇伊与李经方为儿女亲家。其子杨圻字云史，所娶者为李经方之女国燕。杨崇伊与翁同龢为小同乡，且为翁的门生，与文廷式同年；但得与李鸿章结为姻亲，势利所在，老师与同年的情分都抛在脑后了。叶昌炽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日记：

　　道希为杨莘伯所纠，牵涉松筠庵公折，及内监文姓事，革职永不叙用，驱逐回籍，毋许在京逗留。钩党之祸，近在眉睫，明哲之士，所当深戒。

　　据翁同龢日记，杨崇伊劾文廷式的封奏，上于二月十六日，次日“呈慈览今发下，谕将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驱逐回籍。”而前一日戮寇连材；又三日将发往打牲乌拉之闻德兴，于戍地正法。事发于同时，似乎互有关连，而文廷式为之枢纽；事实上不尽然。寇连材之事与文廷式绝对无关，但文廷式之被黜以及闻德兴之死，由寇连材所触发，则无可疑。

　　杨崇伊之由李氏父子授意，将搏击文廷式，蓄谋固已甚久。二月十六日有戮寇连材之事，则为一下手的绝好机会，因为第一，适逢慈禧震怒之时；第二，可用影射的手法，嫁祸文廷式。结果，情况的发展，恰如所期；只是闻德兴为无妄之灾。后数年，张荫桓之被诛，其事与闻德兴差近，此所以后来翁同龢被放数年，而犹惴惴然深恐复有大祸，不得不删改日记，预留地步，即因前车可鉴之故。

　　慈禧之逐文廷式，杀闻德兴，基本上是深恶珍妃之影响德宗。据黄秋岳“花随人圣盦摭忆”云，其时已有废立之密谋，赖文廷式设计挽回，所记如此：

　　又某笔记载：德宗戆直，上书房总师傅翁同龢亦频以民间疾苦外交之事，诱勉德宗。德宗常言，我不能为亡国之君，语侵慈禧，而废立之说兴焉。时坤宫与德宗弗睦，频以谗间达慈禧，故事机益迫。

　　“坤宫”指德宗皇后。谓翁同龢为“上书房总师傅”，微误。黄秋岳续记：

　　甲午清兵溃，军舰被掳，吴大澄、魏光焘督师关外，刘坤一督师关内，李鸿章议约多损失，几定约焉。翰林学士习闻宫中诸事，知内忧外患交乘，国将覆，往见坤一，请力争约款。坤一未会意，谓弱国无权利可言。廷式请屏左右，以废立之说相告。且谓宫中蓄谋久，荣禄以疆臣督兵将 （云云）。

　　此记有误，“荣禄以强臣督兵”，乃翁同龢被废后事。

　　但其时荣禄虽尚未进入权力核心圈，而暗中却已逐渐成为后党的中坚分子；只是翁同龢书生气极浓，而又有“君子群而不党”的观念，横亘心头，在这方面毫无警惕，以致懵然不觉而已。至于废立之议，萌始于此时，文廷式如真有所闻，则翁同龢不能不知，只是决不会记入日记。如下所记，文廷式屏人密语刘坤一，“力争约款”的作用，当亦为翁同龢所同意。文廷式之言如此：

　　慈禧有所作，每询疆臣等意思若何？是宫中滋忌疆臣；疆臣资高负宿望者今惟君，某知争约必不成，俾内廷因龂龂争约，知废立之难实行，是则曲突徙薪之效见焉。坤一属廷式代起草，而废立之谋以止。

　　文廷式的看法是，希望刘坤一藉争约表示疆臣对国家大政，决不会袖手旁观。争取对日和约之缓期交换，是明知决不可能实现，争亦白争之事，尚且如此；则事之大于和约，且可挽回者，安有不据理力争之理？以此态度，使慈禧知难而退，确是曲突徙薪的上策。翁同龢在马关议和以后，亦曾千方百计，以求延缓批准和约，当是纳文廷式的建议而采取的配合行动。

　　但说因文廷式代刘坤一草一缓期换约的奏稿，便打消了“废立之谋”，则不尽然。在当时至多只有看看是否可以废立的考虑，还谈不到一个“谋”字。因为就主观而言，废立以后，孰可代之？在各种因素的考虑中，首先需要确立的一个原则是，代立者应该是“溥”字辈；“载”字辈必在排除之列。此与穆宗崩逝时，只能立“载”字辈，不能立“溥”字辈的原则，恰好相反。其原因如下：

　　第一、当初如立“溥”字辈，则必继嗣穆宗，皇后阿鲁特氏，自然成为太后，而慈禧则升为太皇太后。皇后成为太后，则继嗣之君，应育于太后宫中，且不说慈禧深恶皇后阿鲁特氏，决不愿让她成为太后；即令并无恶感，但太皇太后训政，并不能掌握绝对的权力，而慈禧已深知她自己的个性，行事必须独断独行，方能见效，当然不愿中隔一太后来分她的权。

　　由此可知，当初不为穆宗立嗣，纯由于有皇后之故；如今嘉顺皇后尸骨早寒，为穆宗立嗣，并无平空出现一太后之虞，考虑自然就不同了。

　　第二、就名分而言，穆宗既崩，文宗无子，为之立醇王长子继嗣，道理还勉强可通。如今倘再立“载”字辈，则依然应作为文宗之子；但德宗既在，则文宗明明有子，以此“子”不成材，废之而别继一子，此已与文宗继嗣问题无关。就宗法而言，为穆宗立嗣，则嗣立之君为文宗之孙，帝系仍属一贯，反而名正言顺。

　　在立“溥”不立“载”的原则之下，要物色适当的人选，相当困难；因为慈禧原则之下还有原则：

　　第一、必须出于近支亲贵。所谓近支者，指文宗诸弟而言。

　　第二、近支亲贵中，应排除恭王之孙，其因有三：㊀慈禧始终与恭王不协，在感情上决不愿其孙为帝；㊁虽不协而仍有用恭王之处，立其孙后，则恭王不能再掌枢；㊂鉴于慈禧之虐待德宗，恭王未必愿其孙进宫，如出此议而恭王拒绝，拒绝又必以反对废立为名，则事成僵局。

　　第三、恭王之孙不能立；则只有惇、醇两府的溥字辈中去挑，最理想的是醇府，但袭醇王的载沣其时方幼，尚未婚娶，最后就只剩下惇王府了。

　　这样一层一层考虑下来，要为穆宗立嗣，在当时只有从惇王诸孙中去选。惇王孙子甚多，但必须合乎两个条件，才能中选。这两个条件是：本人的资质，堪以造就；而此人之父，亦即惇王之子，能忠于慈禧。这样的一个“溥”字辈，在当时尚未产生。

　　此外还有一个反证，可证明当时深宫有此念头，尚未到表面化的地步。如已表面化，则荣禄必与其谋。而荣禄是反对废立的，因为此举将使慈禧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事实上不仅荣禄，任何一个人都知道，慈禧倘有此议，翁同龢必犯颜力争，甚至不惜一死以护德宗。慈禧决不能在此时，作此冒天下大不韪的至愚之事。然而话虽如此，并不能否定慈禧无废立之意。

　　至于文廷式与寇连材之无关联，可由其所著《闻尘偶记》中求证。《闻尘偶记》有刊本行世，但尚有未刊秘稿，黄秋岳曾从曹纕蘅处得见抄本；文廷式自序记于二十二年正月，后有小注云：

　　“是年二月被劾出都，其有所录，半出追记。”因此，抄本开卷第一则，即记寇连材事，共分两节，第一节记共知的事实；第二节始为外间所不知的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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