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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预韩局(2)

　　北洋的行动是雇英船三艘，运兵二千六百余名赴朝鲜牙山，应援叶志超军，由济远、广乙两兵舰护送。六月廿三日与日舰相遇于黄海丰岛，运兵船高升号被击沉，上载兵勇九百五十人，获救者仅两百五十二人；济远、广乙两舰受伤，另有炮舰一艘被俘，此为甲午之役的第一仗。

　　消息传到京师，已在两日之后，正为德宗万寿前夕，次日赐宴、演剧等庆典照常举行，并未引起多大的惊扰。接着，北洋伪造捷报，如翁同龢所记：

　　俞君实、樵野先后函告，二十三日牙军与倭鏖战，杀倭千余，我军亡百余，而倭添兵五千。又平壤已为彼踞，得失胜负之数，未可较也。（六月廿八日）

　　晨入遇庆邸于干清门外，立谈数语，谓平壤未失，昨乃讹传。卫、马、左三人皆抵义州。（六月廿九日）

　　夜得樵野书、北洋电，雇英轮探仁川，知二十五、六牙军又捷，杀敌二千余，进扎距汉城八十里，可喜也。（七月初一日）

　　“牙军”谓在朝鲜牙山的聂士成军。卫、马、左者，大同镇总兵卫汝贵；山西提督马玉昆；高州镇总兵左宝贵。所谓“捷报”的真相，据“中日兵事本末”载其真相云：

　　（光绪）十四年定海军经制，以丁汝昌为海军提督。海军大半闽人，汝昌淮人陆将，孤寄其上，大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左右翼总兵以下，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盖海军之废弛久矣。朝鲜变起，鸿章令济远兵舰率扬威、平远往护朝鲜，及日本兵大集，济远管带闽人方柏谦，以济远逃归，鸿章方冀和，召诸舰悉归。洎日本虏朝王，绝海道，乃命济远、威远、广乙先后赴牙山，遇日舰先击，广乙受殊伤，逃焉；济远继逃，日舰吉野、浪速追之急，方柏谦竖白旗，继树日本旗，仍追不已。有水手发炮中日舰，柏谦生还，以捷闻。

　　六月廿三日之“捷”如此！至于“二十五、六牙军又捷”，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所记是：

　　六月二十四日：总兵聂士成移驻牙山东北之成欢驿。卫、马两军抵义州。

　　六月廿六日：聂士成与日军战于成欢驿。叶志超移驻公州。

　　六月廿七日：聂士成兵败，自成欢驿走公州，叶志超自公州趋平壤。

　　七月初三日：赏叶志超部银二万两。（各方报告，均言叶军大捷。）

　　所谓“各方报告”，实皆出于北洋。张荫桓为总署大臣，接北洋电报，每以告翁，而大多不实，则不惟翁同龢未悉真相，即以张荫桓久历外洋，识见精明，亦未能看出北洋底蕴。北洋既常报胜仗，则逐渐激成清议中鬪志的昂扬，翁同龢受其影响，且亦决不愿德宗为辱国之君，故主战为自然而然形成的见解。

　　北洋的讳饰，可以叶志超兵败一事证之，翁同龢七月初十日记：

　　刘葆桢来谈时事，谓叶军二十八日覆没，韩人死者二万人，汉京死亦如之，日军仅死千余人耳。此事津早知，而北洋不电。

　　刘葆桢即红录误书为“刘可杀”的刘可毅。“汉京”谓汉城。唐绍仪避入英使馆后，于六月廿六日由英人护送至汉城以西的海口仁川，候船于七月初四抵达天津。叶志超兵败详情，即由唐绍仪带来，故津人皆知。

　　北洋何以不电？实有难言之隐。因为六月廿八日李鸿章电奏，谓据叶志超电称，“六月二十五日在城欢地方接仗，倭兵死亡甚众，嗣移军经过清州、忠州、金化，遇有倭兵拦截，皆经击退，全军现抵平壤。查明出力文武并阵亡各员，请分别奖恤。”明明是由汉城之南八十公里，突围至汉城以北两百公里的平壤，为韩失地甚广，而含混其词，虚报战功，因而上谕大加恩赏，自聂士成以下，赏给“巴图鲁”（满语勇士 ）称号及花翎者，不下二、三十人之多。叶志超，开复处分，赏给白玉翎管等件。慈禧太后则除前赏内帑二万两以外，又以“将士冒暑遄征”，特颁平安丹四十匣。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又何能道破实情？

　　或以为李鸿章亦受叶志超欺蒙，此为必无之事。因为叶志超不是孤军远征，而李鸿章亦别有情报来源。叶军大败，李鸿章早已深知；“请奖恤”的主要目的不在奖功，而在恤死。那知上谕中对“阵亡员弁兵勇，着俟查明再行请恤”，而奖功则恩逾格外，李鸿章知道事情要糟，因而于接奉恩旨的第二天，赶紧又上一电奏，说“叶志超因病恳请开缺就医，复恳收回成命”，并另派人接替。以期东窗事发，稍减咎戾。

　　朝中决想不到这是李鸿章讳败为胜，预为叶志超留减轻咎戾的余地，当然温旨慰勉。甲午之战是李鸿章一连串错误的累积，此事尤为大错特错，论其心态，已与韩侂胄、周廷儒相去不远。

　　清议之大不满于李鸿章，亦由于此讳败为胜一事之所激。而抨击李鸿章者，不仅止于南派，即北派的领导者李鸿藻，亦至为愤慨，且主战之意，与翁同龢相同，在翁日记中时时可见。另有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文廷式的见解，不光是影响了翁同龢，且亦为李鸿藻所欣赏。李鸿藻殁后，文廷式作五言排律一首相挽，其前有序云：

　　甲午、乙未间，国事危急，公不恤下问，凡所议论，公每是之。丙申正月，余以小疾乞假数日，公自围退直，即遣人问曰：“果有疾耶？断勿续假。”盖知余意欲求去也。旋被劾，语侵公，迄未敢通问。比于邸钞见饰之典，遂作此诗，当日推挹荼殷，固不仅师生文字之契。

　　“凡所议论，公每是之”，以及最后一语的言外之意，都可看出李鸿藻与翁同龢所见相同。后世论翁李，谓甲申李主战，翁主和；甲午翁主战，李主和，实为皮相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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