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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君

甲午之役肇端于日本对韩国的觊觎。罗惇曧“中日兵事本末”，论其始也，深得其要： 　　光绪十一年春，日本遣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务大臣西乡从道，来津议朝鲜约，鸿章为全权大臣，吴大澄副之，与议定约三款：一、两国屯朝鲜兵，各尽撤还；二、朝鲜练兵，两国均不派员为教练官；三、将来两国如派兵至朝鲜，须互先行文知照。当时鸿章左右皆不习国际法学，有此巨谬，成公同保护之条约，鸿章不之知。举国亦无人诘其谬误，犹泰然曰：“朝鲜我属国也。”以至于甲午遂启大争，成中国之巨祸，皆此约成之也。 　　中国为朝鲜的宗主国，源远流长，为举世所公认。且有一个最现实的证据，即光绪八年朝鲜内乱，吴长庆率淮军至韩，平齓后执祸首“大院君”李昰应以归，幽诸保定。倘非宗主国，何能出此惩罚措施？天津之约既立，乃派袁世凯为驻朝鲜通商委员，护送大院君回国。在此以前，韩王李熙数请释其生父回国；慈禧不许，自有深意，原来李熙亦是以旁支入承大统。大院君的身分与醇王相似。慈禧自光绪六年起，丑闻连连，慈安虽为她下毒手翦除，但醇王为皇帝本生父，发言自有其特别的地位，慈禧不能不顾虑，因而借幽禁大院君以立威，更为对醇王的警告，而醇王不悟。 　　《清朝野史大观》第一辑“清宫遗闻”记： 　　奕譞初不悟其意，会李熙复有表至京，奕譞即以加恩外藩为请，乞准其所奏，宥昰应归国，以全父子之情。慈禧闻奏，默然允之，但微哂曰：“吾此举正别有深意，将使天下有子为人后者，有所警惕而不敢妄为耳。非于李昰应有何仇怨也。”奕譞闻之，战栗失色，伏地不起。有顷，慈禧乃笑而慰之曰：“王毋多心，吾知王忠敬。此语并非为王而发也。”且勅二内侍，掖之以出。奕譞既归第，惘然若有所失者数日。 　　此虽野史，确属可信。慈禧对醇王猜忌甚深，曾特赐杏黄轿以测其反应，醇王畏谨将事，始终不敢乘坐。及薨，其园寝有银杏一株，金元时物，树木七围，华盖亭亭，慈禧信堪舆家言，特命锯去，且亲自督工，此为信而有征之事。至于慈禧对醇王恩威并用的手法，亦有蓝本。乾隆年间，高贵妃之兄高晋，以贪黜被大辟之刑；孝贤皇后之兄傅恒掌军机，代为乞恩，以请念系高贵妃之兄，请推恩免死。高宗答谓：“贵妃之兄犯法可免死，如皇后之兄犯法，又将如何？”傅恒汗流浃背而退。傅恒之事高宗，与醇王之事慈禧；以及高宗、慈禧之加恩两人，其事极其相似。 　　大院君被释回国，后为日本用作傀儡，所以有此结果，则为错上加错所致。 　　所谓错上加错者，对内自欺，仍称朝鲜为中国藩服，但对外尤其是对日本，为了推卸宗主国有解决藩属困难的责任，又说朝鲜为自主之国，适足以授人以柄。如光绪十九年东学党变起，朝鲜乞师，李鸿章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总兵聂士成，率长芦、榆树关防军东援，屯朝鲜牙山。并电谕驻日公使汪凤藻，告日本外务省，以朝鲜请兵，中国顾念藩服，遣兵代平其乱，此为错上所加的第一错，既以朝鲜为藩服，代平其乱，则根本不必告知日本；告知日本即等于承认天津条约。因此，日本亦派兵至朝鲜平乱，达八千余人，并命其复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照约告知总署，总署复书谓：“我朝抚绥藩服，因其请兵，故命将平其内乱，贵国不必特派重兵。且朝鲜并未向贵国请兵，贵国之兵，亦不必入其内地。”日本当然不承认，表示照约行事，“兵入朝鲜内地，亦无定限。”态度至为强硬。 　　错上加错的第二错是，韩乱暂平而日军续至，日本约华为简大臣至朝鲜，改革其内政，而中国的答复是：“整顿内治，任朝鲜自为之，我中国不愿干预。贵国既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尤不应预其内政，至彼此撤兵，请稽和约专条行之。”至此等于正式宣布放弃保护朝鲜的责任。朝鲜此时尚无法自主，所以中国的声明，适足以启日本想代华而为朝鲜宗主国的野心，其外相陆奥电驻韩日使大鸟谓：阁议决不撤兵，如中国不允共改韩政，日本即独力任之。至此，袁世凯与大鸟的撤兵谈判，顿时中断。袁世凯要求增兵，而李鸿章指示出以镇静，谓各国自有公论。 　　李鸿章始终相信“以夷制夷”，利用外国的历力可以迫使日本就范。此“夷”先为英国，后为俄国；总署比较倾向请英国调处，而李鸿章则深信俄国；那知俄国在日本发表对韩并无领土的野心后，俄国表示满意，原来表示可出大力的俄使喀希尼告诉李鸿章，俄国只能以友谊劝日撤兵，未便用武力干预。李鸿章开始感到事态严重，而且立即面临了内外交迫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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