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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乃武案(2)

光绪二年正月，翁同龢调户部，而此案与翁家未脱关系。翁同龢之侄翁曾桂，原任刑部河南司郎中，接办此案。原来令胡瑞澜覆审之旨到浙后，案外生案，死了一个重要证人钱宝生。此人之死，则半为杨乃武所造成。 　　当杨乃武不堪苛刑，决定诬服时，尚须有一段无中生有的情节，始能成狱。在此以前，小白菜亦因刑求诬认杨乃武授与砒毒，谋毙本夫；因而府审时追究砒毒来历，杨乃武记起赴杭州乡试时，路经仓前地方，在一家爱仁堂药铺小坐，店东姓钱，因而供认在爱仁堂向钱宝生购红砒毒鼠。于是杭州府知府陈鲁饬刘锡彤回县传讯钱宝生卖砒情由。“光绪政要”记此段经过云： 　　刘锡彤恐其畏累不认，当恳府署幕友，仓前人训导章抡香致函钱宝生，嘱其到案供明，不必害怕。及钱宝生到县，供无其事，且称名唤钱坦，并无宝生名字。刘锡彤给阅章抡香书信，又向开导，誓不拖累，令其退下思想。适钱宝生之弟钱恺，闻伊兄犯案，素谂陈竹山与刘锡彤熟识，央其代达诬扳冤情。 　　陈竹山遂偕钱恺进县，甫至门房，探知刘锡彤已在花厅讯供，不便谒见，向门丁沈彩泉索阅杨乃武供单，正值钱宝生退出花厅门外，陈竹山趋问，钱宝生诉说县官强令承认卖砒，陈竹山诈述杨乃武供词，并称买砒毒鼠，不知害人，不过枷责罪名，劝其尽可应承。钱宝生依从，随照杨乃武所供，出具卖砒甘结。刘锡彤恐钱拖累，写给“无干”谕单，未令钱宝生与杨乃武质对，仅将其甘结送府，陈鲁即据县讯甘结定案。 　　钱杨未曾对质，为刑部所驳情节歧异之一。奉旨覆审，自当传讯钱宝生。此案已通国皆知，在杭州府更是家喻户晓，钱宝生恐到案后，不说实话则不容于乡里；翻供则必受拷掠，彷徨无计之下，竟致自裁。而其家人又不敢实报，因为自杀例须验尸，而钱宝生则为钦命案中的关键人证，倘或验尸，必遭留难劫制，势必人亡继以破家。 　　在此同时，浙江绅士江树屏等，遣抱告至京，以覆审疑狱，迹涉回护，赴都察院呈控。奉旨提交刑部，秉公审讯。翁曾桂即为奉派的承审官之一。 　　光绪二年四月，小白菜及杨乃武，先后由浙江巡抚杨昌浚派员押解到京，刑部审问多次，发现症结在葛品莲是否被害？倘为中毒而死，则杨乃武、小白菜虽未下毒，当另有下毒之人，此人何在？因而奏请提验，上谕着杨昌浚将刘锡彤解任，连同葛品莲尸棺，一并解部，“传令刘锡彤跟同检视，以成信谳。”这是当年九月间事。 　　十一月十七日，葛品莲尸棺到京，厝置于朝阳门外海会寺。其时各地流言纷纷，说有讼师设计，盗易尸首；是故葛品莲尸棺由陆路解送时，所经各县，以此为钦命要案，无不谨慎将事，入境出境，均派人护送，尸棺并加封条。随后刘锡彤亦抵京赴刑部待质，自恃年老，咆哮万状，录供时大喝司官胡涂，谓“奉旨来京，督同检验，非来就鞫”。但他的门丁沈彩泉畏罪情虚，直供如何捏词诬栽。刘锡彤怒不可遏，上前奋拳相殴。翁曾桂自然叱斥阻止，刘锡彤摘下大帽子往地上一掷，表示“我已拚老命了，你们参革我，随便处置我好了。”以后再问他话，他就瞠目不答了。 　　十二月初九，在海会寺开棺覆验。消息一传，轰动九城，观审者人山人海。由刑部“满汉六堂”，及为刑部官吏称之为“八大圣人”的“秋审处总办”司官八员会审。事先将顺天府所属二十四县的仵作，全数传齐，开棺检骨，骨质发黑，疑莫能明。最后用堂官的蓝呢后档车，将刑部已退休的一名八十余岁老仵作接了来。此人取顋门骨一块，映日照看，断言是病死，而非毒死。表面发黑是霉斑，内中仍然莹白。司官、堂官分别亲验，果如所言。 　　覆奏后得旨：“所有相验不实之余杭县知县刘锡彤，即行革职，着刑部提集案证，讯明有无故勘情弊，及葛品莲是何病致死，葛毕氏业因何诬认各节，按律应拟具奏。”刑部的原意，拟将此案的责任范围缩小，而清议大为不满，江南道御史王昕折参杨昌浚、胡瑞澜“瞻徇欺罔，予以重惩”，其中打动两宫及恭王的两句话是：“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因降严旨：“着刑部澈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毋稍含混。杨昌浚、胡瑞澜等应得处分，俟刑部定案时，再降谕旨。”原来自洪杨平后，督抚渐同唐朝末年的藩镇，政局有外重内轻之势，冲主甫立、两宫垂帘，此是所谓“孤儿寡妇”的局面，两宫及亲贵乃有借此裁抑督抚以收权的想法。 　　杨乃武、小白菜之冤虽得白，而刑部两尚书之处置，则颇为清议所抨击，如越缦堂日记云： 　　自海会寺覆验后，冤诬大白，稍有识者，无不切齿胡、杨，思食其肉，而刑部尚书桑春荣耄而庸鄙，欲见好于外官，又觊杨昌浚之书帕，必欲从轻。比属司官研讯杨乃武、葛毕氏，强其自伏通奸罪。尚书皂保轻而妄，以刘锡彤为大学士宝鋆乡榜同年，亦欲右之，时货药者钱宝生之母，及佐肆者，皆以质卖砒霜有无，羁刑部狱，今验葛品莲实病死，于是司官白皂保，可先锋二人，亦不详。 　　适丁宝桢以川督入觐，闻覆验得实状，大怒，扬言于朝曰：“葛品莲死已踰三年，毒消则骨白，此不足定虚实也。”于是湖北湖南人以胡扬同乡也，合而和之。桑春荣大惧。丁宝桢又面斥桑曰：“此案何可翻？今真愦愦，将来外吏不可为矣。”桑益惧。侍郎袁保恒、绍祺颇持之，不能夺也。 　　因为如此，乃有王昕一疏。王疏出于其姻亲边宝泉之手，边为首先要求由刑部提审之人，此时不便再言，因嘱王昕出面。 　　由李慈铭所记，可知此案的政治意味极浓，其中有内外之争，言路与枢府之争，以及地方士绅及京官，与本省大吏之争——杨昌浚为左宗棠嫡系，以浙江之收入，供西征之协饷，不免苛敛；而胡瑞澜提督浙江学政，待士极苛，故欲去之而后快。甚至还有地域之争，刘锡彤北人，独被重谴，而两湖大同乡的胡、杨得以置身事外，令人不平，故同为北人的边宝泉、王昕大攻胡、杨。 　　但话虽如此，结案却仍归于司法，刘锡彤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东派覆审之杭州知府陈鲁等革职；章抡香革去训导；葛毕氏“虽无奸私实据，究属不守妇道”，杖八十，准折赎；杨乃武不知远嫌，律应杖一百，但已革去举人，免议；刘锡彤门丁沈彩泉杖一百，流三千里。至于杨昌浚、胡瑞澜均系二品大员，应得处分，例应“恭候钦定”。枢府本拟革留，两宫根据王昕的奏折，改为革职。罪魁祸首的陈湖，在监病故，免议；浙江县司蒯贺孙亦有责任，同样地因为已死而免置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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