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8)_高阳

八

　　时孙毓汶往江南按事，归途顺道回乡。所谓“济宁电线皆断”，则知在此以前，孙毓汶固与醇王有密电往还，为醇王的谋主。在京大僚，关于政局变化须向济宁打听，可知孙毓汶此时的分量，而所谓“电线皆断”自是有意为之，借以保密。孙毓汶与醇王通信，固有辗转递交的电路，可达北洋。其时盛宣怀方署津海关道，与马眉叔同为李鸿章朝夕相处的亲密幕僚，以醇代恭，盛宣怀亦极可能参与密谋。当光绪初年醇王曾主张以左宗棠代李鸿章，后知其不可，遂与李结纳，信任益专。李鸿章其时方以张华奎结纳清流，感到张树声对他已形成威胁，因为通过盛宣怀的关系，助孙完成倒恭扶醇的密谋，就其个人利益而言，固为上策。电报局为盛宣怀一手所创办，各地电报局的技术人员，尤其是从事译电的“电报生”，皆负有为盛宣怀探听政情、传递消息的任务。孙毓汶人在江南，而能遥为策划，倘无盛宣怀之助，是件不可能之事。

　　李鸿章之致憾于张树声父子，有一事可证。刘体智《异辞录》记：

　　张霭青观察，南城谓之清流靴子，讥其比之于腿，犹隔一层也。又谓为捐班清流，而乃翁靖达为诰封清流，以善与诸名士交，而有是称。观察才识，文忠固所夙知。先文庄以姻娅故，益加青睐。需次入蜀，立予盐差，旋补建昌道缺。致书文忠，荐为按察使。文忠复书曰：“朝廷黜陟，从不与闻。”再请则曰：“道员升臬，鲤鱼跃龙门，谈何容易？”

　　以李鸿章的分量，保一督抚亦寻常之事，遑论监司？举个明显的例子，光绪四年，李鸿章荐吴大澂可任监司，即以编修用为道员，发往山西交曾国荃差遣，旋授河北道。按：编检京察一等者，不过外简知府，丁丑状元王仁堪以修撰值南书房，颇受眷遇，后有人言，南书房翰林清苦，皆思外放，因命开单进呈。王仁堪家本丰饶，而军机开单仍以王列第一，借以排斥，乃特旨不过简放江苏镇江府知府。今吴大澂以李鸿章论荐，谓其堪任监司，竟七品编修一跃而为三品道员；光绪十二年，得简广东巡抚，亦李鸿章之力为多。今以本省督抚有意擢道员为臬司，如得李鸿章一荐，绝无不允之理，何况张华奎为故人之子，重以刘秉璋的交情，而始则不报，继则推诿，出乎恒情，故知必有所憾。

　　李鸿章亦深恶清流，但亦深知清流不可侮，且亦不妨利用，手段自是高人一等。其笼络清流之道，不外以利禄羁縻，除了张佩纶之外，为李所“收买”者得两人，一为李慈铭，试以《越缦堂日记》证之。同治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马榖山中丞聘为浙江书局总校勘。

　　马榖山即马新贻，与李鸿章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会试同年。此科为名榜，沈葆桢、沈桂芬、郭嵩焘、鲍深源、徐树铭、黄彭年、刘郇膏、庞钟璐，都在这年中进士。状元即张之万，会元许彭寿是笔者的叔曾祖，殿试二甲一名传胪。马新贻与李鸿章的交情极厚，由皖藩擢浙抚督两江，皆由李鸿章言于曾国藩，力保而来。李慈铭受马之聘，出于李鸿章之荐。

　　光绪八年四月六日：

　　撰合肥相国李太夫人挽联云：“槐鼎熊茵，甲第双迎武韩国；鞠衣蜜印，养堂专祭定夫人。”上语用《旧唐书·李光弼传》语，李母韩国太夫人，李氏与今事适合。合肥本许氏，父育于李，遂冒李姓，故娶李不以同姓为讳也。

　　按：李鸿章对李慈铭三节必有厚馈，光绪十年更延其主讲天津学海堂，致束脩甚丰。是年三月十三日记：

　　谒合肥督相，坐谈一时许。合肥受北洋之寄，极使相之尊，其深信夷人，动效夷法，广作机器，久糜巨资，又委任非人，诚亦无解人议。然身处危疑，事嚣责备，力分势掣，财匮兵骄，局外之言，不中事会。近法夷和约五事……无伤国体，速定盟言，自来款议，此举差优，平情论之，功不可没。

　　论李多作开脱原情之语，在李慈铭是很难得之事。但前一日亦即出京谒李之前，致书甘愿认以为师的翁同龢，却又是一派主战的论调：

　　昨作书致翁叔平师，言时局可危，门户渐启，规以坚持战议，力矫众达，抑朋党以张主威、诛失律以振国法。……

　　一日之隔，口吻顿变，可知李鸿章笼络之术甚工。李慈铭于同治二年报捐郎中，分户部，九年中举，庚辰六年成进士，会试四总裁为景廉、翁同龢、麟书、许应骙。闱中由翁同龢一手主持，先取第十九名，后改第一百名，因欲以其卷“束榜”，并特选其三场文字入闱墨，故李于翁，不无知遇之感。本来房考不荐，主考除了搜遗，无取中之理，所以主考称“座师”而房考反称“恩师”。李慈铭于其恩师林绍年殊无恩，虽不废门生之礼，意颇轻之，行径与龚定庵相似。

　　李慈铭殿试二甲，本可有点翰林之望，但以年老家贫，当不起穷翰林，而卖文为活，声名早在，亦不必借翰林头衔，所以“乞翰林院陈情，还郎中本班”，得旨“以厚资叙用”。但直至光绪十三年始补实。

　　前一年他请人刻一印，文曰：“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所谓“明经”者，指出学的贡生；生员出学，可以不应岁试。其谢恩诗起句“各场册载号宠眉，身是宣皇老秀才”，即言道光庚戌入学，难得四朝逢庚，故刻此闲章自娱。

　　李慈铭自补授郎中后，两与考差，以为孙毓汶所恶，“两试两取第一”而皆落空，于是黄漱兰、黄仲弢父子与王仁堪等，集赀“谋为余捐试俸为考御史地”，光绪十五年赴考，以翁同龢之力得第二，下一年即补山西道御史，巡视北城。但既有言责，反而缄默，则以年逾花甲，锐气已消，而大官大骂，小官小骂，本亦为李慈铭之“术”。其术既售，不骂也罢。

　　另一为李鸿章所收买的清流，即是吴大澂。吴颇热中，先为其同乡前辈潘祖荫的门客，其后又巴纳醇王。李鸿章是早就看穿此人底蕴的，所以早在光绪初元，即颇假以辞色。当孙毓汶定计扫荡清流时，所用的办法，即是扶此辈上虎背，使其颠蹶而下。张佩纶到马江，地最危；陈宝琛到南洋，为曾国荃的会办，人最难缠；唯独吴大澂为李鸿章的会办，得其所哉，这自是吴事先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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