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6)_高阳

六

　　清流方盛时，朝野触目，《孽海花》第五回记张佩纶的气焰，大致可想。时人以“青牛”谐音为“清流”，有牛头、牛角、牛肚、牛尾之说，各缀以人，牛头自为李鸿藻，而张佩纶无疑为牛角。张华奎不在“青牛”之列，月以供清流奔走为事，云食伺奉，所取悦于清流者，无微不至，谓之为“清流腿”者，意轻其专为清流跑腿而已。

　　在张华奎心目中，第一个要取悦的，自是张佩纶，岂意操之过急，反而得罪了张佩纶。李慈铭日记，光绪八年四月十五日条：

　　张树声奏请派翰林侍讲张佩纶赴津帮办水师，谕毋庸议。张佩纶与树声之子赀郎某交甚狎，故有此请。佩纶遂不与考差以待旨，而不意其不行也。次日陈宝琛劾张树声擅调近臣，谕交议处。陈与佩纶日相唱和，此疏以掩外人耳目也，然太难为树声父子矣。

　　所谓“某赀郎”即张华奎。道是“遮人耳目”，犹是皮相的看法，实际上张华奎此举孟浪，大损张佩纶的清誉，深怨其多事，因有陈宝琛奏参署直督张树声，擅自请调近臣。张树声交部议处。

　　张树声父子本为好意，不想结果如此，认为张佩纶恩将仇报，太不近人情，自此结怨。李鸿章对此自亦有警惕，暗喜张佩纶之能助己，越相结纳。张华奎的目的，完全落空，自此态度改变，虽仍以结纳清流为事，但倾向于南派，而与张佩纶之仇不可解，乃有甲申三月，全枢尽罢，朝野震惊之大事，而清流亦遂尽于甲申，政局大变。明朝亡于甲申，清朝之亡，则伏机于甲申，此一近代史上的大关键，真相因果，犹大有探索的余地。

　　光绪十年三月十三日有一道上谕，为《实录》所不载，逐恭王以下全班出军机的处分如此：

　　恭亲王奕訢、大学士宝鋆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保录其前劳，全其末路，奕訢着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着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均着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工部尚书翁同龢，甫直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不无应得之咎，着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

　　甲申三月的大政潮，都知为盛伯熙所发难，殊不知最早为张华奎所策动，而张的目标是张佩纶。以“张”攻“张”，本为“同宗相残”，岂意恭去醇来，竟成兄弟阋墙！此事与黄膺白的“首都革命”，即是当时如有诸葛孔明亦想不到的变局。盛伯熙的轻率与黄膺白同，结果非始料所及亦与黄膺白同，则是两人的感想亦此，黄膺白引首都革命为平生最得意之事，而盛伯熙悔恨一生。张之洞《题郁华阁遗集》诗云“不知有意还无意，遗稿曾无奏一篇”，即言盛伯熙不欲留此疏于后世，而又不便于奏议中特删此篇，故全部奏稿皆不入集。（作者按：《郁华阁遗集》有两本，一为家刻本，一为其表弟汉军杨钟羲即《雪桥诗话》作者，在江宁所刻，其中《意园文略》收杂文、奏议各一卷。盛伯熙任讲官后，章疏凡四十余上，杨刻《意园文略》收十三篇，中有“醇亲王不可入军机处”一疏，为劾恭王发生严重后果，内心不自安，亟谋补救而发；至劾恭王原奏是否在内，待觅原书查考。）

　　兹先略述盛伯熙生平。伯熙名盛昱，其祖敬徵为肃亲王永锡第四子。照玉牒排比昭穆之次，盛昱与“载”字辈同，故为同治、光绪的堂兄，称恭王“六叔”。肃亲王善耆则应为盛昱之侄。

　　敬徵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积产颇丰，自署意园、郁华阁，皆实有此园林，非一般自署之空中楼阁。盛昱之父名恒恩，官至左副都御史，卒于同治五年，时盛昱年十七岁。其母出于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此族为满清国戚第一家。盛昱之母与同治之后阿鲁特氏一样，皆为蒙古巨族中少有的通汉文的“才女”，著有《芸香馆遗诗》二卷。盛昱自谓其诗，得于母教者居多。

　　他是同治九年庚午科顺天乡试的举人。座主为倭仁，此人为辛酉政变后的保守派领袖，但为真道学，与徐桐的人品，有云泥之判。盛昱虽为名士，却多少受倭仁的熏陶，故于死生关头能勘得透。他殁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死前六天，漫作六言口号：“怕死作为已死，有生本是无生；纵然百有余岁，不过多得余生。”死时极为从容。

　　盛昱殁后的第二年，便有八国联军之祸。与盛昱同为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城破殉难，追赠侍郎，谥文敏。此外有宝廷两子双双殉国。盛昱如果不死，亦必为死节之臣，殆可断言。

　　王懿荣为光绪六年庚辰翰林，盛昱则早一科，此科状元即王仁堪，同榜名士尚有樊增祥。樊因张之洞的关系，与北派较为接近。此外除王懿荣，皆亲翁同龢，自然而然地渐复南派的势力。而亲翁的原因，大都由于反对张佩纶，此亦不涉于政见主张，只是感情用事。

　　原来当翰林四谏意气风发之时，正当王仁堪、盛昱等一班少年名士初起之时。张之洞喜骛声气，常有招邀名士的雅集，故后进少年，对他尚无恶感；张佩纶则眼高于顶，草茅新进，不值一顾；但白简搏击亦非疾恶如仇，一视同仁，爱憎好恶之间，亦有去取。譬如李鸿章，可劾之道，何止一端？而张佩纶从未一动弹章，加以李、张交亲，形迹甚显，予人反感极深。及至张华奎为父营谋，求荣反辱，欲图报复，并倾心结交新进名士，一方面全力为翁同龢拉拢，一方面则在等待机会。

　　甲申开岁，中法为越南启衅，前方军事不利，论者以为咎在云南巡抚唐炯、广西巡抚徐延旭，此两人为清流所保，于是张华奎要求盛昱特参张佩纶。据《李鸿藻年谱》李宗侗按语：

　　甲申易枢之举，始自甚久，醇王久已预备上谕，据家表兄祁君言，甲申所下上谕出自醇王之门客赵某，只候机会方下耳。盛昱之折由于张树声之子张华奎所要求，张本要求张佩纶而盛昱不欲，说不如参军机大臣，军机倒则张佩纶必无办法。盛以为军机不易倒，彼实在不知醇王已与慈禧商定只候机会耳。至醇王掌实权亦出盛之意外，乃有第二折之上。

　　兹先言第一折。其时唐炯、徐延旭已经拿问，盛昱以唐、徐“坐误事机，其罪固无可逭，而枢臣之蒙蔽诿卸，罪实浮于唐炯、徐延旭”，为立言立旨。以下一层逼进一层，由张佩纶而及于李鸿藻：

　　张佩纶论资浅分疏，遽登荐牍，犹可言也；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义当博访，务极真知，乃以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私，律以失人偾事，何说之辞？

　　以下由李鸿藻再牵连到恭王及宝鋆：

　　恭亲王、宝鋆久直枢廷，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龢之才识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然此犹其咎共见共闻者也。奴才所深虑者，一在目前之蒙蔽，一在将来之诿卸。北宁等处败报纷来，我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将唐炯、徐延旭等拿问，自宜涣大号以励军威，庶几敌忾同仇，力图雪恨，乃该大臣等犹欲巧为粉饰，不明发谕旨，不知照内阁吏部，夫一月之内更调四巡抚，一日之内逮治两巡抚，而欲使天下不知，此岂情理所有？在该大臣等必托言恐法夷诘问，于和局有关，不知都下喧传，申报刊布，其迹早不可掩，该大臣等惟冀苟安旦夕，遂置朝纲于不问，试思我大清二百余年有此体制欤？抑我中国数千余年有此政令欤？

　　景廉早在光绪二年文祥衰病恐将不起时，即已入军机；翁同龢则是光绪八年十一月，王文韶因云南报销案被参去职，接王入枢。为盛昱指为“才识凡下”，虽是极度轻蔑之词，但亦有开脱之意。总之，盛昱此奏，虽劾全枢，而归罪重轻，颇为分明。首为李鸿藻，应负“越事败坏”的主要责任，咎在“失人偾事”，明指已拿问的唐炯、徐延旭，而暗中突出张佩纶，希望谴李、张二人；对恭王、宝鋆，科以“俯仰徘徊、坐观成败”之罪，虽谓咎与李鸿藻同，但衡以议亲议贵，及任事多年，不无劳绩可念的推想，获咎必较李鸿藻为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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