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天惊(74)_高阳

七四

　　于是由泽公领头，从红地毡上踏上车厢，接着是随员，接着是各大臣及随员的听差，吴樾拉一拉张榕跟在后面一起往前走。

　　“慢点！”有个护兵拦住他问：“你是那一部的？”

　　“是兵部的。”吴樾答道：“跟我们徐大人一起到天津。”

　　如果是张榕答话就好了；吴樾是安徽口音，便露了破绽，护兵认为作为北方人的徐世昌，不会用一个南方籍的领班，所以不准他们上车，得要找徐世昌的部属来问一问。

　　就在这时候，端方赶到；因为四大臣都已上车，心有未安，所以一拥而上，随员仆役乱糟糟抢着搭车；见此光景，何敢怠慢，吴樾和张榕，不约而同地混在人丛中，踏进车厢。

　　照原定的计画，吴樾一进入五大臣的车厢投掷炸弹以后，趁混乱之际下车，或许还有生路；所以一上了车，便往前挤，无奈过道中塞住了，急切间无法进入。而火车头已自远处驶来，一挂上了立即开行，行事更为不便，所以尽力向前；挤过一节车厢，又挤向第二节车厢。

　　突然间，“共共共”一阵响，车厢往后倒退；这是火车头正在与车厢接合。而吴樾是往前在走，由于车厢被撞后退，一个立脚不住，倒向他人身上，怀中包裹中的炸弹被撞，轰然巨响，全站大惊，车厢炸倒在铁轨一旁。

　　一时秩序大乱，五大臣吓得魂不附体；尤其是泽公，为碎木片击中手背，虽是轻伤，格外吃惊。此外绍英也受了伤；最幸运的是徐世昌，因为有随从在侧，正好作了他的替死鬼；但是他的袍褂却也破了。

　　此外当然还有死伤，而首当其冲、死状最惨的吴樾；下半身完全炸碎，腹破肠流，手足皆断，血肉模糊，面目不辨。

　　这一下，五大臣出洋考察一事，就前得搁一搁再说。辇毂之下，广众之中，公然有此流血五步的大案发生，从慈禧太后以下，无不暗自心惊，不知那一个“恶时辰”中，这枚炸弹会在自己面前爆炸。因而除了降旨将外城工巡局委员、南营参将、铁路委员等一干责有攸归的官员，严予究办以外，并有严旨查明正凶姓氏身份，以及有无从犯，务期水落石出，以肃阎闾。

　　“从犯”只有一名——张榕，他当时站得较远，未曾波及；事后安然离京，回到奉天。而“正凶”血肉模糊，一时无法辨认，经巡警用药水清洗，方始露出本来面目，然后割下首级，装入玻璃匣内，招人辨认。同时摄成相片，复印了许多，派人四处查访，然而一无结果。因为认得吴樾的人不多，即使相识亦不敢认；认明了非但不会有赏，反而招祸，只问一句：你怎么认得这个叛逆？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世上没有那样的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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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桐城会馆，却是当天就有些猜到了，这件惊天动地的大案，出自吴樾之手。因为他一去不回，而卧室内留下许多什物，未作处置；所以他的同乡进屋探查，果然搜得了一封简单的遗书：

　　此行决实行暗杀，惟成否不可知。然我必死，我死不足惜，恐诸同乡因我而受累，可将我之行李，移置他处，以免受嫌。

　　有了这样的警告，会馆司事，立即藏匿了吴樾的行李；而胆小的同乡，怕受牵连，竟有连夜搬出会馆的。只有汪炘镇静如常，不但不搬，而且还经常在打听吴樾的身后之事——吴樾的遗体被盛入一口薄棺，葬在齐化门外一处无主孤魂所聚的“乱葬岗子”上。

　　事情过了两个月，还有巡警拿着吴樾的照片在查访，最后终于为一个小女孩所识破。

　　“这不是吴老爷吗！”小女孩说。

　　“那个吴老爷？”

　　“住在会馆里的。”

　　“来！”巡警顺手买了一串糖葫芦递给小女孩，“你带我进去看看，那间屋子是吴老爷住的？”

　　结果捕去一个汪炘。然而一件大事也就此化小、化无了。因为革命势力迅速发展，朝中大老认为逼迫太紧，反生激荡，是件很不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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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势力的迅速发展，是因为同盟会成立，容纳众流，乃成其大。这当然是逸仙先生主持运用的结果，一面是他席不暇暖地奔走欧洲、南洋及东南亚一带，发展会务；一面是作为同盟会机关报的“民报”在东京发刊，正式揭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直叩海内外同胞的心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因而很快地获得各地侨报的共鸣；声光断然压倒了君主立宪派的新民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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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民报创刊一周年的时候，江西萍乡及湖南浏阳、醴陵的党军，展开了一次轰轰烈烈的举义。

　　举义的发动者是同盟会的会员魏宗铨与蔡绍南；响应逸仙先生的号召组织革命机关，称为“洪江会”，推举做过清军军官，本名章年、自号张章年，最后化名龚春台的会党义士为“大哥”。照洪门规制设内八堂以外，外设八路码头官，负责吸收同志入会。这是光绪三十二年春天的事。

　　到了夏天，江西、湖南交界之处的萍乡、宜春、分宜、万载、浏阳、醴陵各地入会的同志，风起云涌，于是龚春台召集各路码头官会议，决定大举，推派魏宗铨与蔡绍南到日本谒见逸仙先生要求接济新式军械，请示举义日期。

　　魏、蔡二人由湖南到达上海，刚与同盟会取得联络，忽然萍乡有变，清兵搜捕会党，形势紧急。于是魏、蔡二人为龚春台追回江西；但举义的计划，并不因此而动摇，反因为长江旱荒，米价大涨，人心浮动，认为时机有利而更为积极。特别是萍乡安源煤矿的大工头萧克昌倾向革命，他手下有数千工人听他的指挥。联络醴陵的防营亦有极好的反应，加上以浏阳为主的洪江会会员，党军总数不下两万人之多，决定在年底大举起义。

　　但是，清朝的官吏，防范得亦很严密；萧克昌竟被诱杀，洪江会的总机关亦遭破获，迫不得已，只好提前举义，推举龚春台为“中华民国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第一次使用“中华民国政府”的庄严名义，发布檄文，历数满清十大罪状，号召汉族“各尽天职，各勉尔力，以速底鞑虏之命，而赞中华民国之成功。”

　　不幸的是，党军徒手居多，因而一败于萍浏之间的普安山，再败于浏阳的牛石岭，攻势瓦解。然而此举已震动长江下游；同时在日本的革命志士，相率回国，参加实际行动。使得两江总督端方，湖广总督张之洞，大为紧张，多方搜捕，大举清乡，党人被害或入狱的极多。大致办得最严的是江西，其次是湖南，再次是江苏——而经此考验，意志不够坚定的少数同盟会会员，亦就原形毕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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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一次的革命失败，逸仙先生很冷静地思考过。起事之初，声势浩大；但义举如昙花，盛放即凋，完全由于策划未周，规制组织，千头万绪；文告宣传，说法不一，在在影响军事行动的成效。战阵之事，固然如岳武穆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需临事看指挥官的才能与义师素质的高下而定，但有许多工作是可以预先准备好的。

　　因此，逸仙先生编了一本“革命方略”，由同盟会颁布各省会员。方略中从宣言到安民布告；从军事组织到地方民政，共分十五大项，规定得既详明又切实，等于一本革命行动的教科书。

　　同时逸仙先生亦亲自领导革命起义。光绪三十三年初夏，一举于潮州黄冈；再举于惠州七女湖，虽然都因为条件过于缺乏，但对恢宏志士之气，却发生了极大的作用，因而在刘思复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不成之后，乃有徐锡麟起义于安庆，枪杀安徽巡抚恩铭的震动四海的大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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