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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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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筹备所谓“实行立宪政体”，是袁世凯、张之洞所想出来的花样；用意是在欺骗百姓，所以定在十二年以后实行。这十二年中，如果能将‘乱党’消灭，不妨专制如故。 为了装模作样，慈禧太后特为降旨派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这五大臣为首的是镇国公戴泽，人称“泽公”，手掌财政大权，与庆王奕劻是对头。其次是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府端方，以及商部右丞邵英。 于是五大臣派随员、办行装，忙了一个多月，才决定了动身的日期。这似乎是一件大事，朝野各方，都拿它当作话题。浅薄无知的一些士大夫，以为从此可以还政于民，是中国数千年以来所未有的盛举；因而奔走相告，欣喜之色，溢于眉宇。 这些情形看在一位志士眼中，心里便觉得很不是味道。他认为满清亲贵及甘为鹰犬的汉人，此一愚民的狡计，如果侥幸得逞，对革命前途是一绝大的妨碍，必须想办法惊醒大家的迷梦。 办法很简单：霹雳一声天下惊；用炸弹。 此人就是吴樾，字孟侠，安徽桐城人。他本来叫吴越；因为他的一位至亲，曾经为他用这个名字捐过一个监生，他认为已经玷污，所以加木旁改名为吴樾。 吴樾在五弟兄中行四，自幼失母，父亲服官在外，是由二哥带大的；从小好学，也有功名富贵的念头，从十三岁起就年年赴考，但始终未考上一名秀才。 后来家中遭遇变故，抚养他的二哥，一病不起；父亲弃官从商，奔走风尘，而年纪渐长的吴樾，由于新思潮的冲击，以八股猎取功名为耻，从此弃绝“举子业”，只在古文上下功夫。 到了二十三岁，自觉亲老家贫，不该在家乡游荡；于是凑了一笔旅费，由桐城到上海，想找条出路，却苦无机会。其时吴樾有位族人叫吴汝纶，是曾国藩门下治古文的四大弟子之一；李鸿章当直隶总督时，延聘他主讲有名的保定莲池书院。甲午战败，变法维新，各省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而吴汝纶改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是北方教育界的重镇，所以很容易地将吴樾介绍到他曾主讲过的保定高等学堂读书。 那时的吴樾，虽无趣于以八股猎取功名，但从“正途”上，求得一个“出身”，希望荣宗耀祖的富贵之念，却还横亘在胸中；直到读了邹容的“革命军”，方始大彻大悟，知道非革命，不足以救中国，因而一改往日的作风，从积极启迪民智入手，作为遂行革命之始。 在保定，他联络江苏、安徽两省同学，创办旅保两江公学，又创办了一份直隶白话报，自己担任义务主笔。由这一校一报为媒介，结纳好些革命同志，最称莫逆的是湖南的陈天华、江苏的赵声以及奉天的张榕。 ＊＊＊ 吴樾日夕盘旋在脑中的，就是“排满”二字，他认为排满之道，不外两条途径，一是暗杀；二是革命。革命需要群策群力，时机未到；而暗杀是个人可以做得到的事，他决定走这条路，选定的目标是满人中的佼佼者，户部侍郎铁良。 但是暗杀虽为个人之事，却也不是轻易之事，赤手空拳，无计可施，首先就要讲求暗杀的技术，谋取暗杀的武器。最初是从日本买到了一支手枪，但又觉得手枪的威力太小，不如改用炸弹；于是由赵声的介绍，结识了兴华会的会员杨笃生。 杨笃生本名守仁，湖南长沙人；写过一部鼓吹革命的“新湖南”，吴樾也曾读过。他们在革命的方法上，见解相同，都主张用暗杀；为此杨笃生在日本横滨，由冯自由的介绍，跟一个姓梁的广东华侨学习制造炸药，牺牲了一只眼睛，终于学得了炸药及炸弹的配造方法。 杨笃生所学会的制造炸弹的方法，共有两种；当然是不能与兵工厂相比的简陋方法，使用不便，而且危险。但在与吴樾切磋之下，自己发明了一种方法，是用铁壳装入黄色炸药，底部安置雷管，另加一根撞针，只要撞针与任何硬物相碰击，撞针上缩，接触雷管，立即发生爆炸。这比使用硝酸炸药来得安全；又比燃点药线的炸弹来得便利。 ＊＊＊ 为了采办材料方便，他们是在北京制造炸弹；有了成果，特地到西山“八大处”的僻静山谷中做了一次试验，脱手一掷，如晴天霹雳，硝烟弥漫，砂石迸溅，威力相当惊人，竟惊动山下军警，循声探查。吴樾大喜，决定找机会炸铁良。 就在这时候，有了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明旨，吴樾心想，炸铁良无如炸五大臣？人数既多，而且内有“泽公”，身份比铁良更高；同时在前门车站行事，必能震动天下，惊醒大家的迷梦。 于是等五大臣放洋的日期决定以后，吴樾早十几天由天津到了北京，寄住在桐城会馆，对同乡谈到入京的目标，是准备进京师大学堂。有吴汝纶的关系在，自然都信以为真，没有人想到他将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做这番事业有一个助手，就是张榕，替他奔走打听消息。二十以后，消息日渐明确；五大臣准定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十点钟，由前门车站乘专车到天津，坐海轮到上海，再搭外国邮轮放洋。 于是八月二十五那天，吴樾叫会馆的长班，为他办了一桌酒，邀集平日交好的同乡畅饮，说第二天要回天津，因为家乡有事，放弃了进大学堂的打算。此别不知何日再得相见，特为以杯酒话别——其实生离即是死别；吴樾知道，幸而当场不与五大臣同殉，亦必难脱逃，依旧会被判处死刑。而在必死的心情之下，却还能保持豪迈的意兴；所以连他在会馆中最好的朋友汪炘，都丝毫不曾发觉他有什么异样。 ＊＊＊ 第二天一早，吴樾收拾了一个简单的“行囊”：一块青布包袱，包着一枚用两三件旧衣服裹住的炸弹。等张榕一到，随即出发，直奔前门车站。 前门车站戒严，然而热闹的很，五大臣的随员、各部派来照料的官员差役以外，还有送行的官员亲友，而更多的是各衙门所派警戒弹压的军警隶役。吴樾与张榕站定脚，看清楚了情形，彼此交换一个眼色，直往旅客入口处走去。 “站住！”有个步军统领衙门的千总喝道：“你们这两个学生，怎么乱闯？” “我们要坐火车回保定。”吴樾答道：“不为坐车到车站来乱闯干什么？” “今天上午没有你们坐的车。走、走！”那千总往外直挥手：“回家吃了午饭再来。” 看看闯不进去了，只好退了下来，“我们弄错了。”吴樾低声说道：“我们不该穿了学堂里的操衣来的。” “如今只有一法，冒充官差。”张榕看一看车站的大钟说：“开车还有一个钟头，还来得及；赶紧跟我来！” 张榕领着吴樾到大栅栏，在估衣铺买了两件蓝布大褂；两双布靴；最要紧是两顶红樱大帽，就在那里，匆匆换装。再买块包袱，将换下来的操衣包好，然后又赶到车站，离开车只有二十分钟了。 这一次因为打扮成听差的模样，得以畅行无阻。一进车站，只见月台上到处是人；铁轨上停着一列花车，共是八节车厢，但空宕宕地没有多少人，每节车厢门口，都有持枪的护兵守着。 十点过后，五大臣方始陆续到达，第一个是徐世昌，第二个是戴鸿慈，第三个是绍英，第四个是泽公，在月台上与送行的官员寒暄着。 “怎么？端午桥还没有来？”泽公问。 “总快来了。”有人回答。 “咱们上车等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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