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阁网 > 高阳 > 石破天惊 | 上页 下页 |
| 六三 |
|
|
|
廖冀朋断定他不是日本和尚，便用广东官话问道：“大和尚找那一位？” “恕罪！”那和尚一手当胸顶礼，一手拿着纸条；眼睛却望着钉在门上的白木牌，“请教施主，这里可是孙逸仙先生的住处？” 廖冀朋了解他的疑问；孙逸仙为避清朝派驻日本使馆人员的耳目，用个日本名字“高野长雄”；白木门牌上写的是“高野方”。这个和尚必是不知高野长雄就是孙逸仙，所以有此一问。 廖冀朋先不回答，问他的名字：“大和尚上下怎么称呼？” “我是在俗僧，报我俗家的姓名吧！我叫黄宗仰。” “原来就是乌目山僧，久仰、久仰！”廖冀朋惊喜地说：“请进，请进。” 延客入室，廖冀朋先自我作了介绍；然后引见住在楼上的孙逸仙。彼此虽是初会，但神交已久；宗教的不同，在他们之间不生丝毫隔阂，真所谓一见如故，很快地就像常常见面的一对健谈的好朋友那样，热烈地在讨论国家、社会各方面的大问题了。 使得乌目山僧惊奇的是，他只知道孙逸仙手不释卷而深于西学；不想对中国的“心性之学”及历史，亦有深湛的研究。他赞许乌目山僧的入世的态度，谈到唐朝的佛寺，与对社会工作的积极贡献；也谈到佛法东来以后，对于宋明理学的影响，同时认为佛教与基督教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中心思想就是他手书悬在壁上、作为座右铭的“博爱”二字。 “这也就是儒家思想的精义：‘博爱之谓仁。’不过，儒家不是宗教，所以提倡博爱，不纯用感化的宗教手段；而在必要时该用革命的手段。儒家讲究内圣外王，也可以说是亦圣亦王；外王为用，内圣为体，这就是中国道统之所在。” 他那清朗有力的声音，圆融精深的理论，特具一种能令人衷心接受的说服力；而对具几分侠气的乌目山僧来说，这一番话更有极大的冲击力，他惊喜地发现，眼前这个人就是直接三代以来，至周公孔子而集大成的道统的继承者。 ＊＊＊ 为了便于亲近，乌目山僧就下榻在孙逸仙的寓所，卧室与廖冀朋东西相对；在这里，他认识了许多朋友，因为仰慕孙逸仙的留日学生，远从东京来相访的，亦几乎无日无之。经常来的有广东惠阳的廖仲凯夫妇，广州的胡毅生、朱少穆，兴宁的李自重，梅县的李锡青，广西的马君武，湖北的刘成禹、李春城，安徽的程家柽，浙江的叶澜，以及苏报主人陈梦坡父女等等，高谈阔论的都是救国救民的大计，很少涉及私事。 其中胡毅生原是廖冀朋的朋友，对孙逸仙一见倾倒；私下跟他同行的同乡伍嘉杰表示，对孙逸仙心悦诚服，此后愿听驱策，汤火不避。回到东京的第二天，就约了一些好朋友，很兴奋地谈他横滨之行的经过；在座的七个人无不向往，都希望见一见孙逸仙。 于是胡毅生写信到横滨；很快地有了回信，孙逸仙决定到东京来一趟，约他们在芝区的对阳馆作竟夜之谈。 这一谈谈得非常具体，大家一致的见解是：要从事革命，必须通晓军事；而清朝驻日使馆，禁止私费留学生学习陆军，这个目的无法达到，是一大憾事。 “我可以想办法。”孙逸仙说：“只要大家有此决心，一定可以达到目的。” “我们愿意起誓。”胡毅生说：“立下书面的盟书。” “好的。”孙逸仙深为嘉许；即席拟定了誓词。 兴中会原有誓词：“联盟人某省某县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现在第一次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孙逸仙的构想中，推翻满清后，新立的国号，应该称为“中华民国”；至于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不一定要仿照美国的办法，应该研究出一套更民主、更适合国情的制度。 在胡毅生等人立下盟书的几天以后，孙逸仙约他们去访犬养毅——这是一次礼貌的拜访，因为他们想学习军事的希望，由于犬养毅的协助，已经可以实现了。 主要的困难是教官。犬养毅介绍了两个日本军官，一个是退伍的骑兵少佐小室友次郎，与孙逸仙亦是旧识；另外一个是步兵大尉日野熊藏，此人是现役军官，在日本军界的名气很大，他是研究南非波亚人抗英之战所用的散兵战术的专家；同时亦是兵器专家，供职陆军省的东京兵工厂，曾经发明“日野式自动手枪”。其时孙逸仙亦在研究波亚战术，左图右史，孜孜不倦，所以跟日野一谈之下，深为契合，设立军事学校的计划，亦很顺利地产生了。 计划是由参加的学生，一共十四个人，在日野寓所附近的牛込区，租屋居住，日间各自学习普通学科及日语；夜间由日野及小室教授战术及兵器学。 开学不久，发觉不妥。因为日野是现役军人，而且在东京工厂担任要职，每天晚上跟许多中国青年接触，不免引起警视厅的怀疑，采取监视态度。这一来对日野的职位，亦有影响；教学更不方便，必须设法改善。 于是日野建议：“学校”迁到青山练兵场附近，因为那里是日本拱卫京畿的精锐部队“近卫师团”的操场，可以观摩各项兵种教练的实况。晚上，轮派学生两人到日野家去上课，“现贩现卖”地转述给其余的同学。 ＊＊＊ 为了安排革命军事学校，孙逸仙在东京住了两个月，一面费心调度，一面研究波亚战术。但革命的情势，不容他享受读书之乐；必得作一次檀岛之行，去抑制反动势力的扩张——檀香山已成了保皇会的天下。 四年以前，康有为先以“衣带诏”的把戏被拆穿，在日本存身不住，溜到美国；他的大弟子梁启超二度曾与孙逸仙商请合作，未能成功，预备到檀香山去活动，恳托孙逸仙为他介绍同志。 孙逸仙至诚待人，亦颇欣赏梁启超的才华，自然不疑有他，写了好几封极恳切的信请他的大哥德彰，以及当地有力的侨商和同志，照应梁启超。 就凭借了这几封信，梁启超在檀香山站住了脚，德彰相待甚厚，自不必言；当地的侨商并且筹集巨款济助。而梁启超在康有为挟制之下，竟在以“驱除鞑虏”为职志的革命发源地，组织拥护鞑虏的“保皇会”。并且用了极卑劣的手法，欺骗侨胞，说保皇与革命，原来同流，名称有别，宗旨则一。因而兴中会会员受了他的蛊惑，一变而为保皇会会员。 四年功夫，兴中会与保皇会势力的消长，已不成比例；但是，保皇党却始终盗窃着革命的名义，梁启超只能以“保皇其名，革命其实”为号召，还不敢公然否定革命。因此，虽然保皇党办有机关报“新中国报”，并且掌握着许多侨团、侨报；而兴中会会员不改初衷，坚贞自持的，只有十几个人，但孙逸仙仍旧有充分的信心，可以转变此一不利的形势。 |
| 虚阁网(Xuges.com) |
|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