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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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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夜里，有人来报告消息，苏报馆的账房程吉甫被捕。于是吴敬恒赶到苏报馆去探视究竟；中途邂逅章太炎，一起同行，见着了陈梦坡父女。 听陈梦坡谈起经过，令人困惑之处甚多，第一是巡捕房派来捉人的巡捕明明认识陈梦坡，他说不在，巡捕居然就不捉；第二是拘票上列陈范、陈梦坡，两个名字一个人，照道理说，俞明震决不会弄错的，此又何故？ 唯一合理的猜测是，俞明震网开一面，故弄虚玄。陈梦坡父女表示还得避一避。章太炎便有鄙夷之色——拘票上有他的名字，他决计不走。 第二天满城风雨，都知道巡捕房要抓爱国学社的人，却一日不见动静；直到下午六点钟，才有巡捕到爱国学社，章太炎正在账房算账，见了不理。 “有没有陈范、陈梦坡、章炳麟、邹容这些人？”巡捕看着拘票问。 “别人没有。章炳麟就是我。” “那就对不起！”巡捕将手铐拿了出来。 章太炎原就等着人来抓的，求仁得仁，了无惧色，“何用如此？”他从容地说：“我自己会走。不过等我带一点日用什物。” 巡捕何能理解他的心情？当他出花样要脱逃，所以严词拒绝。好在他的生活跟王安石差不多，不爱洗沐、吃饭只吃面前一道菜，简单随便，无所不可；见此光景，也就算了。 再下一天，邹容到巡捕房自首；看他年轻人又瘦小，巡捕大怒：“小孩子，胡闹！滚滚！” “我就是邹容，‘革命军’就是我写的。”邹容侃侃质问，“你们要抓抓我，与章炳麟何干？” 说话又不像“小孩子”，巡捕毕竟将他抓了起来，与章太炎关在一起。 魏光焘指名要抓的是章太炎、邹容、蔡元培、吴敬恒，一共四个人，其中蔡元培因为愤于爱国学社与教育会的内哄，早就去了青岛；吴敬恒见机而作，也上了太古轮船，预备先到了香港，再定行止；章太炎和邹容却被监禁在巡捕房，一直没有开审的消息。 这是因为派在东南办洋务的商务大臣吕海寰，与江苏巡抚恩寿，秉承魏光焘的意旨，正在跟各国领事大办交涉——照英国的法律，根据言论自由的原则，在报上发表评论，并不犯罪；但如侮辱英皇，则成例外。清朝官员要求英租界工务部局封禁苏报及爱国学社，逮捕章太炎等人，所持的理由，就因为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中有一句“载湉小丑”；载湉是光绪皇帝的名字，依照英国法律，已构成犯罪的行为。英租界工部局认为理由成立，接受了要求；捕人以外，封闭了苏报报馆，也解散了爱国学社。 此刻的交涉，亦正就是根据同样的理由，要求引渡；但由于英租界工部局的坚持，拒绝了来自江宁的照会。章太炎与邹容被交付会审公廨，组织额外公堂审办。 会审公廨是根据同治七年所订“洋泾滨设官章程”，由清朝设在英租界的司法机关，审理租界华民互讼事件，如为民事案，审判完全自立；涉及刑事，则因为以巡捕房为原告，所以由英国领事观审。这一案自是刑事，两江总督衙门依照英国诉讼程序行事，派候补知府孙建臣、上海知县江瑶廷代表到庭申述控诉要旨，延请英国律师古柏及哈华进行诉讼。章太炎与邹容，亦有朋友代请律师为两人抗辩。 审问的焦点，集中在“载湉小丑”这句话上面。章太炎不承认所谓“触犯圣讳”。他说：“我只知道清朝皇帝是满洲人，不知何谓‘圣讳’？至于‘小丑’二字，本只‘类’字，又可以解释为小孩子。” 他是精研小学的人，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强调他对“小丑”二字的解释，令人无法争辩。 正审官因为他是名士，以为他一定是两榜进士，便即问道：“你是那科的？” 这个科名的科，章太炎故意误会成鸟窠的窠，微笑答道：“我满天飞，那里来的窠？” ＊＊＊ 前后会审了四次，春去秋来，到了冬天才宣判；公廨的正审官、会审官做的清朝的官，照例由上海道委派，自然听从指使，判了章太炎和邹容永远监禁的罪。 照“大清律例”，不论“大不敬”的罪也好，谋反的罪也好，都是极刑；所以这样判决，算来还是从轻；但西洋的观念不同，领事团大哗，一致同意，不能接受这个判决。同时亦很怀疑作此判决的用意——依照会审公廨的章程，刑事犯判监禁五年以内者，在巡捕房“西牢”服刑，不受公廨管理；五年以外，便须移送会审公廨的监狱拘禁，鸟入罗网，章太炎和邹容可能在狱中不明不白送掉性命。 于是案子不能定谳，从司法转入政治，由英国公使在北京跟外务部交涉。被告的律师掌握机会提出申请，认为章太炎、邹容久系囹圄，于法律及人道两皆不合，要求巡捕房撤销控案。 这一着很利害，如果巡捕房撤销控案，会审公廨就必得无条件释放被告，因此北京的外务部不免着慌——外务部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是头老狐狸；会办大臣那桐，人称“小那”，善于见风转舵；加以右侍郎伍廷芳暗中调护，毕竟采纳了英国公使的意见，决定“从宽办结”。 于是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七，会审公廨宣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都在西牢罚作苦工；在狱期满，逐出租界。 同在西牢，先是羁押，如今是服刑，但与罚作苦工，生活大不相同了。章太炎求仁得仁，逆来顺受；而邹容性情刚烈，受不得“牢头禁子”的欺凌，常常发生冲突。 “小弟！”章太炎劝他：“你学佛吧！听我讲佛经，可以解你三年之忧。” 章太炎精耽内典，辩才无碍；邹容亦是有宿慧的人，聆教不倦，情绪就此稳定下来了。 ▼第十一章 由于苏报封闭，爱国学社解散，一时不便活动；也由于章太炎和邹容的被捕，被指名通缉的惊弓之鸟，大多远走高飞。因此，日本增添了许多革命志士。 他们当然都仰望孙逸仙的丰彩。孙逸仙仍旧常住在横滨；往还的同志虽不多，但东京留学界蓬蓬勃勃的革命思潮，却仍由孙逸仙所指导。从中作联系的是两位同志，一个叫冯自由，家世儒医，祖父在咸丰初年，因为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为官府搜捕，瘐死广州府南海县监狱中；冯自由的父亲冯镜如，抱恨终天，远适异国，在横滨经商数十年，对革命深抱同情；同时亦最敬服孙逸仙。兴中会在日本组织分会，即颇得冯镜如之力；其时冯自由才十四岁，是最年轻的一个同志。冯家久居山下町，与孙逸仙的寓所不远；冯自由几乎每日必到，本乎“有事弟子服其劳”之义，乐效奔走。 另一个叫廖冀朋，是孙逸仙在广州博济学院的同学，当时经商横滨，就住在孙逸仙那里。廖冀朋为人潇洒不群，吐属不凡，而且多才多艺，擅画能诗，是个漂亮人物，所以朋友很多；他往往一面濡染丹青，一面高谈革命，无形中成了孙逸仙的好帮手。 这天正在画梅花，门铃大响，廖冀朋住在楼下西屋，便亲自去应门；门外是个四十不到的和尚，着一领土黄布的海青，脚下是同样质料的凉鞋。清癯如鹤，戴一付银丝脚的眼镜；一脸的书卷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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