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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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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叫余育之，广东新宁人，在香港开设一家日昌银号，家道殷实而好客；所以他在跑马地的别墅——愉园，有“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之概。此人也是个有心人，由杨衢云的介绍，加入了兴中会；又因为跟黄咏商的父亲、香港议政局议员黄胜是好朋友，因而特别约了黄咏商和杨衢云在冷僻的“红毛坟场”见面，当然是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话要谈。 “肇春！”余育之喊着杨衢云的号说：“兴中会是救国救民的大事业，大家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的银号，不瞒你们说，因为受了上海、广州‘贴票钱庄’的累，搞成外强中干的局面，只好凑这个数目，捐助会里，你们不要嫌少。” 说着，多肉而温暖的手塞了过来，里面是一张英国汇丰银行的本票，面额港币两万元。 “谈不到嫌少的话；不过，我也不谢你。”杨衢云说：“将来由全体国民来谢你。” “谢什么，谢什么！原是我应尽的责任。”余育之连连摇手，接着便站起身子来：“我要走了。两广总督衙门派了好些密探在香港，你们也小心些！” 这一说，杨衢云和黄咏商不能不加防备；怕墓碑后面伏着人在窥探，两个人仔细搜索了四周，看清楚并无异状，才在一张花岗石的露椅上坐下来。 “肇春，”黄咏商指着英文墓碑问：“你知道这下面埋葬的是谁？” 杨衢云细看了一下，“雅丽士·何，”他问：“莫非就是逸仙的师母，何大律师的英国太太？” 他说对了。何大律师名叫何启，早年留学伦敦，学成在香港执业，是少数地位高贵的“皇家大律师”之一，并兼任香港议政局议员。为了纪念他的亡故的英籍妻子雅丽氏，捐资在香港荷李活道创立了一座设备完善的“雅丽氏医院”，并附设医学校，称为“香港西医书院”。孙逸仙在广州博济医院肄业一年，慕名改投这所书院，五年学成以第一名毕业，是在香港西医书院教授“法医学”的何启博士的得意弟子。 “不错，是逸仙的师母。”黄咏商跟何启有戚谊，他的认识孙逸仙，即由何启所介绍；何启虽未加入兴中会，但实际上对起义覆满的大业，极其热心，现在既已成为同志。黄咏商便趁此机会，把许多“内幕”都告诉了杨衢云。 “怪不得昨天的‘德臣西报’上，有何大律师所写的一篇‘改造’！桴鼓相应，其来有自。” “是啊！‘德臣西报’的主笔黎德，跟‘士蔑西报’的主笔邓肯，也都肯帮我们的忙。” “这我知道。”杨衢云说：“谢康如已经告诉我了。康如跟西报记者很熟，以后我常要请他专门在这方面负联络之责。你看好不好？” “这是你的职权，我不过问。”黄咏商说：“筹款的责任，颇为艰巨，这方面我们愿意替你分劳。” “那太好了，让我算算账看。” 杨衢云所知道的是，孙逸仙从檀香山带回来的款子，合港币计算，大约一万三千元；邓荫南亦有这个数目，加上余育之所捐的两万元，约有四万五千港币。这个数目是不够的，杨衢云认为至少得要有十万港币才够用。 “一半已经超过了，十万这个目标不难。” “怎么？”杨衢云不解：“才四万五千左右，怎么说一半已经超过？” “加上我的八千，一共是五万三。”黄咏商从容答道：“家父在苏杭街的一所洋房给了我了，我预备把它卖掉；价钱已经谈妥，马上就可以成交收款。” “这——”杨衢云问：“令尊不会反对？” “国而忘家，无可奈何。家父要责备，也只好随他去。不过，我想不会的，家父也是深明大义的人。” ＊＊＊ 兴中会在香港士丹顿街十三号，由黄咏商取易经中的话，定名为“乾亨行”的会所，被香港政府关闭了。 远因起于英国籍的报人黎德和邓肯，因为钦佩孙逸仙，同情兴中会，常在两家西报上鼓吹华人反对满清政府。在北京的总理衙门，电嘱两广总督谭钟麟，向香港政府提出抗议，因而黎德和邓肯曾分别受到告诫；香港兴中会的活动，亦受到限制。近因则起于谢缵泰在各西报发表了一篇致光绪皇帝的“公开的函件”，照清朝的官吏看，这已构成“大不敬”的罪名，因而向香港政府提出了极严重的交涉。香港政府虽不能顺从两广总督的要求，拘捕谢缵泰引渡到广州，但认为“乾亨行”的存在，是个麻烦，所以下令封闭。 “乾亨行的目标太明显了，就是香港政府不封闭，我亦要建议结束。这对我们并不构成打击。”孙逸仙坦然表示：“我们另外找地方集会，今天已是七月初八，半年功夫过去了；以前原曾决定在秋天起事，应该加紧进行，我希望就在这一两天集会，商定了最后计划，我马上到广州去部署。” 于是决定七月初十在西营盘的“杏花楼”餐叙；同时接受孙逸仙的建议，邀请何启及黎德参加。 这天的会议由孙逸仙及杨衢云联合主持。首先由杨衢云提出报告，预定的经费目标，已经劝募足额；选募志士的工作，亦相当顺利，已经找着两名会党首脑，一个叫朱贵全，一个叫丘四，都是侠义之士，拍胸脯答帮应忙。 平静地听完杨衢云的报告，孙逸仙在举座瞩望的目光中，站了起来，挺拔的身材，矫然出群，令人联想到拏空的贞松；那分岳峙渊渟的气度，使得每一个人心头，都油然而兴足资倚靠的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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