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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六

当江苏、浙江、安徽、湖南、山东、福建、广西、四川、直隶、河南及湖北共十一省代表到达武汉时，汉阳已经失守，武昌全城都在龟山炮火之下，因而临时政府改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集会；正就是江浙联军会攻天保城的那一天。 　　十月十二日的会议，作成了两项决定，第一就是推定代表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二是如果袁世凯反清，当公选为大总统——这一个决定，真是历史的机运不利；因为当时为了早日成就共和，是采取妥协的态度，希望以此决议，招降借革命党以恫吓满清，而又借满清索诈于革命党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如果当时不作成这项决议，可能永不会有这样的决议。因为就在这天下午，汉口已得到了南京光复的消息；陈英士奉逸仙先生之命，苦心经营的东南半壁，已经大定，无需对反革命势力妥协了。 　　南京的光复，自然影响了各省代表的态度，而在汉口的代表与在上海的代表，又以主观上感受的差异，而有主张的不同。异中之同。则多主张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这不但因为武汉处于前线；亦因为东南大局有陈英士的主持，凭他侠义的本色，恢宏的气度，可以调和各方，取得中外在财政、外交方面的有力支持，顺利产生一个逸仙先生所首倡、属于全民所有的共和政府。 　　同中之异是军事最高领导人的选择不同；在光复南京第三天的十月十四，在程德全、汤寿潜与陈英士的协调之下，邀请在上海的各省代表集会，投票选举“大元帅”，黄克强得十六票，当选为大元帅；黎元洪得十五票，当选为副元帅兼湖北都督。第二天又决议：大元帅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这个决议，武汉及江浙都表示反对。而反对的原因又不同，武汉是根本反对黄克强为大元帅；江浙则以为大元帅应该专责于军事方面，组织中央临时政府是政治上的大事，应该公推负中外重望的伟人来主持。 　　大家心目中的这位伟人，当然是逸仙先生。 　　＊ ＊ ＊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美国时，逸仙先生正在科罗拉多州演说筹款。看到报上“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标题，爱国华侨，欢欣若狂；而逸仙先生却很冷静，深入地做了一番考虑，认为此时应先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 　　他在想：列强与中国关系最深的，共有六个国家。中国要产生一个共和政府，就必须获得这六国之中过半数的承认与支持。就此六国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而言，美、法是表同情的；德、俄是反对的；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政府反对；英国的民间，亦表同情，而政府的态度未定。所以关键所在，就是争取英国政府的同情。只要英国政府有了鲜明的表示，日本政府就不能不受影响。这样六国之中，取得四国的支持，德、俄便不足为患了。 　　于是，逸仙先生立即由科罗拉多州典华城起程，先赴纽约，准备渡英。路过圣路易城，看到报纸报导中国革命发展的情势说：“武昌革命军系奉孙逸仙命令起义，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 　　这是一个正确合理的判断，但此时发表，对逸仙先生至为不利；根据过去的种种遭遇可以推知，清廷驻美使馆及保皇党，必将有不利于他的举动。因此，逸仙先生的行动格外谨慎，避开追踪的新闻记者，由圣路易秘密抵达芝加哥。 　　在芝加哥，逸仙先生认为应有一种侧面表示政治主张的必要；因而策动当地同志，召开了一次情况异常热烈的“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通过报纸的传播，将“中华民国”The Republic of China 这个国号宣示于广大的美洲。 　　在芝加哥“隐居”了一个星期，孙逸仙先生在八月底到纽约，随即航海抵达伦敦；在荷马李的协助之下，邀约了英、法、德、美四个国银团的负责人会谈，磋商停止对清廷的大借款。 　　这由英国为首的四国银团，与清廷曾达成两大借款的协议，一项是川汉铁路大借款一亿元；令一项则是币制借款一亿元。四国银团表示，中国借款的进行，是由英国外务大臣主持，他们不能做任何主张。于是逸仙先生委托英国维加炮厂总经理为代表，与英国外务大臣葛雷磋商；向英国政府提出三项要求：第一、停止对清廷的一切借款；第二、劝请日本政府停止对清廷的援助；第三、撤销英属各地对逸仙先生的放逐令。 　　这三个条件，英国政府完全接受。逸仙先生便回过头来再跟四国银团谈判；一切依照国际公法解决，已经发行的债券，应该由中国新政府承受其权利与义务。四国银团的负责人向逸仙先生说：“今后四国银团对中国的贷款，决定以新政府为谈判对手；所以阁下现在最急要的一件事，就是回国组织新政府。我们派一位代表，随同阁下到中国。贵国新政府成立以后，请跟我们的代表磋商一切。” 　　这是一个最扼要的结论。逸仙先生得此圆满的结果，欣然离英，渡海峡到巴黎，会见了法国的“老虎总理”克里孟梭与外交部长皮恭，以及下院议员多人，受到了极诚恳的礼遇；得到了支持中国革命的。 　　＊ ＊ ＊ 　　这时候的袁世凯，见风使舵，翻云覆雨，正在展开极大的投机手段。汉阳陷落，他认为革命势力受挫，和议的时机已经成熟，求助于他在韩国的旧交，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转饬他的驻汉口总领事，出面调停休战议和；而南京的光复，却又正好给了他一个恐吓逼迫“孤儿寡妇”——宣统皇帝和隆裕太后的机会。所以在十月十六，就有“懿旨”，准监国摄政王载沣引咎退位，以醇亲王的身份，退归藩邸。嗣后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及各国务大臣承担责任。袁世凯亦就正式宣布，委邮传部大臣唐绍仪为全权代表，与革命军议和。 　　革命军本来不肯谈和。但一方面由于汪精卫受袁世凯、袁克定父子的笼络，为之秘密奔走疏通；另一方面由于黎元洪一派，认为革命重心移到东南，深感势孤，因而亦有妥协的倾向。结果，终于在“利用袁世凯，则革命成功事半而功倍”的论调盛行之下，集会汉口的十一省代表，推派伍廷芳为南方议和代表。 　　这是十月十五的事；十三天以后，双方在上海南京路市政厅举行第一次会议。伍廷芳的参赞中，居然有一个与北方暗通款曲的汪精卫。 　　＊ ＊ ＊ 　　逸仙先生由海道东归，在十一月初二抵达香港时，和议还只开过两次会，达成了一项继续停战的协议。而革命局势的演变，到此亦已分明；爱新觉罗皇朝是垮定了，所谓南北议和，只是革命党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之间，如何求得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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