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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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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五年的殿试,王鼎奉派为“读卷大臣”,所以张芾也算是他的门生,同时也是陕西同乡。以此双重渊源,平日也常在王家走动,跟王沆的交情很厚。 “子鹤给你打算得不错。”张芾这样说道:“皇上亲裁大政,和战皆出自庙算,与穆相何干?老师实在也错怪了他。穆相常跟我提到你,说是有心亲近,只碍着老师对他有成见,不敢有所表示。如今你是跟他结怨,还是让他有个照顾故人之后的机会?都在你自己了。” 王沆考虑了又考虑,毕竟以一己的功名利禄为重,接受了劝告;于是由陈孚恩更改遗疏,以王鼎暴疾不救,奉达御前。 皇帝大为震悼,却也有些疑心。只是大小朝官,都畏忌穆彰阿的势力,没有人敢在皇帝面前说破实情。王鼎的恤典,由于穆彰阿的建议,相当优厚,晋赐太保,入祀贤良祠,赏给西藏喇嘛念过经的“陀罗经被”,并赐银治丧;派郡王带领侍卫十员赐奠;赐谧“文恪”;王鼎的三个孙子,到成年后,由吏部带领引见,“候朕施恩。” 然而王沆并不能飞黄腾达,他的同年,他父亲的门生,他的陕甘同乡,因为他不能“成父之志”,都看不起他,而王沆自己,“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愧悔不已,惟有辞官回里,郁郁以终。 飞黄腾达的是陈孚恩和张芾,很快地都升了官。 *** 就在王鼎自缢的那一天,伊里布奉旨署理乍浦副都统。 乍浦是浙江一个很重要的海口,照定制,派杭州将军的副手镇守,官衔就称为“乍浦副都统”;四月初七,英国兵舰开到乍浦海面,两天以后乍浦沦陷,副都统长喜重伤而死,派“七品顶戴”的伊里布署理,但是他的任务不是去收复乍浦,而是向英国“陆路提督”郭恩“请和”。 由此开始,变成一方面作战,一方面求和。英国兵舰陷吴淞、陷宝山、陷上海;而清朝的官员是伊里布请和、两江总督牛鉴请和、钦差大臣耆英请和;英军则以耆英和伊里布“无权不能作主”为借口,在军事上加强攻势,攻占镇江,直迫江宁。到了这个地步,皇帝虽觉“气忿之至”,而终于不能不听从穆彰阿的劝告,“俯顺夷情”了。 于是由伊里布的家人张禧作为媒介,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耆英、伊里布和牛鉴在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上,与英国“全权使臣”濮鼎查签订了一纸“万年和约”;也就是所谓“南京条约”。这个条约并未经过交涉,完全照英国所提的条款定议,一共十三条:规定割让香港,国交平等,英国有权与中国商定关税“则例”,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赔偿兵费墨西哥银洋一千二百万元;偿还广州“商欠”三百万元;赔偿被焚鸦片原价六百万元,而靖逆将军奕山上年在广州所付出的“赎城费”六百万元,则成英国在南京条约以外的额外收入。 和议一成,英军撤退。镶黄旗“红带子”伊里布调任广州将军,特授为钦差大臣,办理广东善后事宜;正蓝旗宗室耆英,接任两江总督;而一起共事的两江总督牛鉴,则以“贻误封强”的罪名被革职查办。 *** 有了中英南京条约在,各国循例要求订约通商,拒绝不可,接受不甘,道光皇帝就在这焦忧愤懑之中崩逝了。 嗣位的是二十岁的皇四子,年号咸丰。在他即位后的第九个月,洪秀全、杨秀清在广西金田起义,大破广西、云南、贵州的清军,声势浩大;两个月以后,建号“太平天国”,洪秀全称“天王”。咸丰元年三月,任命蒙古籍的旗人,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率领大军赴湖北、广东一带主持征伐,他带了极多的随员,极多的军饷,皇帝并且赏给康熙朝留下来的一把有名的“遏必隆刀”,壮他的行色。但是强弩之末、暮气沉沉的八旗及绿营兵,挡不住新硎初发的义师,太平军由金田进据永安,站住了脚;自此北上,从桂林入湖南,出洞庭、占岳州、下武昌、破安庆,在咸丰三年二月初十,轰塌了江宁仪凤门城墙,第二天大队分路入城,太平天国正式建都,改名“天京”。 爱新觉罗皇朝的“内忧”如此,而外患亦正方兴未艾;广东的“民气可用”,但误于“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以致演变成英法联军内犯,攻破京师,火烧圆明园的非常之变。 *** 南京条约是所谓“万年和约”,仅仅说明“五口通商”、废除广州对外贸易获有专利权的“十三行”制度,以及商谈公允的海关税则。详细的商约,因为内容复杂,牵涉甚广,而所有的文卷,都在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粤海关三个衙门;同时由于道光皇帝渴盼英军早日退出长江,所以双方同意,中英商约改在广州交涉。清朝派了依靠家人张禧起家的伊里布为钦差大臣,主持其事。 中英商约的谈判,自是困难重重,伊里布还算是有良心、负责任的,见“民心不服、夷情狡横”,忧劳交迫而致疾,死在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初。于是由耆英以两江总督奉派为钦差大臣,接办伊里布的未了之事。 耆英办理这个交涉很容易,因为一味依顺,便无所争议,在香港与英国女皇所派的第一任“香港总督”濮鼎查谈了四天就已议妥。好在朝中有穆彰阿全力弥缝,“中英五口通商税则章程”,很快地被批准公布。 然而英国商人要想进广州城却很难,因为广东人视英国人为不受欢迎的人物。英国领事一再提出交涉;已当了两广总督的耆英在道光二十七年承诺,两年后准许英国人入城。这原是敷衍的办法,却给他的后任留下了极大的麻烦。 他的后任名叫徐广缙,在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十七,上了这样一个呈报在虎门与英国官员交涉的奏折: *** 连日接见该酋,所请各条如鸦片开禁,照例纳税,前定税则冀更张,长洲建造栈房,请地方官勒令人民租地,及华人雇英船装货,意欲蓦越各关偷漏走私,逐层驳斥,该酋均一一听从。惟进城一事,则哓哓不已,据称:“福州、江宁、上海,皆准进城。前督臣耆英于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约定一过两年,即为英国商民进城之日,案牍具在,中外皆知;各外国现有人在此探听,倘不能如约,不但难见伊主,并无颜以对各国。如百姓不欲其进城,情愿助兵弹压。”当告以“香港英兵,不满数千,省中百姓,动辄数十万,岂区区之兵,所能禁止?”旋称:“驾火轮船驶往天津,询问京师大臣。”告以“广东之事,总由广东官办理,京师大臣,亦难遥制”。复以驾兵船驶往江苏,询问江宁、上海如何进城?微露阻运截漕之意。告以“广东进城,能行与否,与江苏何涉?何得藉此挟制!”反复辩论,舌敝唇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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