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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〇

皇帝作此出人意表的措施，是有一番解释的。他说：曾静、张熙大逆不道，以情罪而论，万无可赦。但他不杀此二人，实有隐衷。 　　隐衷是什么？是保定岳钟琪。当张熙奉师命到岳钟琪那里投书以后，岳钟琪惊惶过甚，处置方面，并未细细筹算，随即邀集巡抚西琳、臬司硕色，在密室中严审张熙，要查出主使之人。 　　那知张熙的口风极紧，上了刑器还是不肯吐露。过了两三天，岳钟琪情急无奈，只好想了个骗张熙的法子，答应他起事反清，但要他将主谋的人请来主持大事，为了取信张熙，设下香案，盟神设誓，张熙方将曾静的姓名供了出来。 　　皇帝说，当时岳钟琪将经过情形奏报到京，他看了之后，大为动容。岳钟琪诚心为国，发奸摘伏，不惜与奸人盟誓，实在令人感动。如今要杀了曾静、张熙，岂不是让岳钟琪违背盟誓，不得善终？所以不能不网开一面。 　　何况，曾静不过僻处乡村，为流言所摇惑，捏造谣言，诽谤君上的，实在是阿其那、塞思黑门下的凶恶之人，发遣到广西时，一路造谣。如非曾静案发，皇帝何由得知真相？ 　　这意思是皇帝认为曾静给了他一个解释谣言的机会，将功折罪，所以宽宥。事实上，皇帝确是因此而作了一篇空前绝后的文章，题目叫做《大义觉迷录》，就外间所说的谋父、逼母、弒兄、屠弟四大款罪名，一一申辩，详尽非凡。 　　皇帝自信过甚，大逞辩才，那知效果适得其反，真合了“欲盖弥彰”这句成语了。 　　从《大义觉迷录》颁行以后，四海臣民无不知皇帝有此渐德，凡是跟皇帝亲近的人，则无不替他难过。于是怡亲王允祥在勤劳过度与中怀郁结的外感内伤交迫之下，一病不起。 　　怡亲王允祥死于雍正八年五月。这在皇帝是一件非常伤心之事！皇帝没有几个真正有感情的亲人，允祥是其中之一。因此饰终之典，逾越常度。 　　死后的第二天，皇帝亲临奠酒，随即颁了一道上谕：“怡亲王薨逝，中心悲恸，饮食无味，寝卧不安。王事朕八年如一日，自古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朕待王亦宜在常例之外，今朕素服一月，诸臣常服，宴会俱不必行。” 　　下一天又召集群臣，历举怡亲王的种种功德，将允祥之“允”恢复为“胤”，配享太庙，谥字为“贤”，上面另加八字：“忠敬诚直勤慎廉明”，称为“忠敬诚直勤慎廉明怡贤亲王”。又将他第四子弘皎封为宁郡王。此外建祠，另定坟寝之制，岁岁赐祭，都是下不为例的特恩。 　　其时十四阿哥已改禁在圆明园旁边的关帝庙，可能怡亲王临终时曾为他求恩，所以皇帝命大学士鄂尔泰去跟十四阿哥说：打算把他放出来，加以重用。 　　哪知十四阿哥始终不屈，要命可以，要想用他办不到。回奏中说：皇帝先杀了鄂尔泰，他才能出来受任办事。这样的态度，自然不必谈了。 　　雍正十三年八月，皇帝得了心疾，晕厥复苏，自知不久于人世了。特旨召见十四阿哥。 　　十四阿哥不奉召，于是宝亲王弘历跪在他胞叔面前说：“十四叔，千不看，万不看，看在太太分上，请去一趟。” 　　旗人称“太太”是指祖母，十四哥看在死去的母亲分上，勉强到养心殿东暖阁去见驾。 　　这一母所生的两兄弟，十年不曾见面了。一个即将就木，一个万念俱灰，过去的恩恩怨怨，此时都不必再谈了。皇帝只说：“弟弟，我把侄儿交给你！” 　　这是托派，亦即受顾命，十四阿哥始终倔强，平静地答说：“皇上的恩典不敢受。我有病。” 　　皇帝想了半天，只叹一口气。 　　到得第三天，皇帝驾崩圆明园，遗命以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为顾命大臣，宣读遗诏：“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雍正元年八月间，朕于 乾清宫召诸王满汉大臣入见，面谕以建储一事。亲书谕旨，加以密封，藏于乾清宫最高处，即立弘历为太子之旨也。其仍封亲王者，盖令备位藩封，谙习政事，以增识见。今既遭大事，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嗣皇帝哀哭尽礼，定期即位，改明年为乾隆元年。不过，在未即位以前，嗣皇帝就翻案了。不是有意违父之命，而是先皇有许多做错了的，或者不该做的事，一一拿它矫正过来。 　　第一件事，定庙号为“世宗”。雍正皇帝，亦如前明的世宗，为晚年的修炼之术所累，养了几个道士在西苑，后来骤得暴疾，亦可能和服了道士所修炼的金石药有关。所以皇帝在大行皇帝驾崩的第四天就颁了一道上谕：“皇考万几余暇，闻外间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干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间之地，圣心视之与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谣生事，皇考向朕与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伊等平时不安本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有干法纪，久为皇考之所洞鉴，兹从宽驱逐，乃再造之恩，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 　　驱逐了道士又警告和尚，着礼部传旨，通行晓谕：“凡在内廷曾经行走之僧人，理应感戴皇考指迷接引之深恩，放倒深心，努力参究，方不负圣慈期望之至意，倘因偶见天颜，曾闻圣训，遂欲藉端夸耀，或造作言辞，或招摇不法，此等之人，在国典则为匪类，在佛教则为罪人，其过犯不与平人等。朕一经察出，必按国法佛法，加倍治罪，不稍宽贷。” 　　又一件事是废皇子改名之例，却又假托先帝遗命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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