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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


  原来十四阿哥最听阿其那的话。当初皇帝封阿其那为廉亲王,目的就在期望他能够约束十四阿哥,谁知八阿哥不受笼络,算是很对得起十四阿哥,所以十四阿哥仍如以前那样敬重八阿哥。

  最后一款是:“奸民蔡怀玺,造出大逆之言。明指十四阿哥为皇帝,塞思黑之母为太后,用黄纸书写,隔墙抛入十四阿哥院内。十四阿哥不即奏闻,私自裁去二行,交与把总,送至总兵衙门,全是酌呈完结。及钦差审问,始理屈自穷,悖乱狂妄显然。”这更是一件皇帝栽赃的大笑话。

  这件案子是马兰镇总兵范时绎所经手。他在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奏报,说他手下一个负责探访兵丁,名叫赵登科,面报一件怪事:他在汤山看到一个人,身携行囊,神色可疑。于是上前搭讪。那人起先应对含糊,不肯道明姓名,经赵登科好言诱骗,终于说了实话。

  “我是溪州人,有三个哥哥,一个弟弟,我的大哥是大粮庄的庄头。只为家里不和,我大哥把我锁了起来,是我三哥和小弟私下把我放了出来,给了三千制钱,叫我逃往关东。”

  既然要逃到关东。怎么会走到那里来的呢?那人也有解释,说两天之前,他睡在一座小庙里,夜得一梦,梦见庙神指引,叫他不必往关东,往西北方向走,那里有个汤山,去投奔十四爷。道是“十四爷的命大,将来要做皇帝”。

  赵登科便指点他十四阿哥的住处。等了一会,十四阿哥的哈哈珠子那喇出来,那人便即跪在他面前,把跟赵登科说过的话说了一遍,求他通报。那喇不理他,掉转身就走了。

  于是赵登科回营禀报范时绎。赵登科不抓住他已经奇怪了,更奇怪的是,范时绎亦不抓他,只命赵登科继续跟踪诱问,而那人也就说了“实话”。

  他说他姓蔡,是正黄旗属下,父亲已死,长兄蔡怀瑚袭了庄头;二哥叫蔡怀琏,三哥叫蔡怀琮,弟弟叫蔡怀佩,他本人叫蔡怀玺。又说庙神告诉他两句话:“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范时绎认为此人既非酒醉,又未病狂,而怪异诞妄如此,本想拿他驱逐出境,又怕他到别处去妖言惑众,所以暗地里严行监视,奏闻请旨。

  那知就在此时,十四阿哥派人将这个蔡怀玺送到范时绎那里。范时绎不收,派一个把总华国柱将他送回汤山。到了晚上,十四阿哥派人来说,这是一件小事,不奏报皇上了。应该如何处置,请范总兵瞧着办。

  原来皇帝想坐十四阿哥一个谋反大逆的罪名,才能将他守陵的差使撤掉,调回京来,加以幽禁。但十四阿哥已知道皇帝的用心,谨言慎行,防范甚周,无可奈何之下,皇帝只好使出买凶栽赃的无赖手段了。

  于是由亲信侍卫跟内务府商议。找到了蔡怀玺这么一个妄人,撞到汤山来跟十四阿哥纠缠。那喇识破奸计,根本不理。赵登科以及他的长官把总华国柱都是知道这件事的,范时绎更不必说,早就奉了密旨,所以故意纵容蔡怀玺,任他在外游荡。照常理来说,不管蔡怀玺是真的来投“真命天子”,还是有失心疯,反正只要说什么“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的话,便当逮捕审问。如今大反常态,益见得作奸作伪,是有预谋的,不过手段拙劣如此,令人齿冷而已。十四阿哥属下抱着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的态度应付此事。蔡怀玺技穷无奈,便写了张字帖,硬闯十四阿哥府里去耍赖。

  十四阿哥手下不打他、不骂他,只将字帖前两行裁去,连蔡怀玺一起送给范时绎。纠缠到此,实在无计可施了,范时绎只好将经过情形,详细奏报,虽不敢明说蔡怀玺的真正身分及来意,不过吞吐其词,明眼人一望而知,内有蹊跷。

  皇帝一看十四阿哥将字帖前两行裁去,根本不涉做皇帝之事,要诬赖都诬赖不上,便朱批指示,已另派人前来审理。蔡怀玺不妨抓起来审,“二七便为主”这一句,“你只作不知,从蔡怀玺口中审出就是”。这是皇帝教大臣用买通盗贼诬赖的手段,去害同母的胞弟。

  过不了几天,京中派来三名钦差,一个贝勒满都护,其余两个都是御前大臣。将蔡怀玺拘来一问,自道曾向十四阿哥府中投书,细问他字帖中的言语,拿出来与十四阿哥原送的字帖核对,少了两行,是“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为太后”这几句话。

  于是,满都护便传十四阿哥来问话。皇帝派满都护为钦差,就因为他是贝勒,而十四阿哥此时已降成贝子,爵位低一级,如果不来,便可坐以抗命之罪。十四阿哥知道皇帝的用心,所以来了。

  来是来了,却将范时绎跟满都护狗血喷头地痛骂了一顿,同时揭破一个秘密。

  十四阿哥指出,蔡怀玺经常受把总华国柱的招待,饮酒食肉,谈笑甚欢,所以蔡怀玺是范时绎指使出来的!他又责问范时绎,何以不办蔡怀玺,算不算包庇纵容。

  此言一出,满都护的态度大变。他是恭亲王常宁的儿子,跟十四阿哥是嫡堂弟兄,他不说话,马尔赛,阿克敦在地位身分上,对十四阿哥就无法作任何严格的要求。因此原来设计的利用满都护来钳制十四阿哥的计划,完全落空,范时绎被骂得窘迫不堪,所以对满都护大为不满。

  及至覆奏,勉强替十四阿哥安上的罪名,只是奸人投书,并不奏闻。皇帝不能办他重罪,只命在寿皇殿外,造屋三间,将十四阿哥幽禁。他有四个儿子,长子已为皇帝所笼络,次子很孝顺父亲,皇帝下令把他跟父亲拘禁在一起。

  除此以外,凡与皇帝不和,或者皇帝所忌的弟兄,几乎都没有好下场。皇长子直郡王,雍正十二年幽禁而死,年六十三岁,以贝子礼下葬。

  皇二子,也就是废太子,早在雍正二年年底,便已死在咸安宫幽禁之地,追封为理亲王。

  皇三子诚亲王,一向为皇帝所忌,先是把他的门客,主修图书集成的陈梦雷充军到辽东;雍正六年,将诚亲王以“贪利”的罪名,降为郡王;八年二月复晋为诚亲王;但三个月后,就借故论罪,削爵拘禁于景山永安亭;又两年死在幽所,以郡王礼下葬。

  皇五子恒亲王是九阿哥的同母兄,也是宜妃的长子,为人谨慎小心,总算平平安安,但抑郁寡欢,与诚亲王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一直成为疑案。

  皇十子敦郡王,在皇帝看,他亦是八阿哥、九阿哥一党,所以早在雍正二年四月,便以小小的罪名,张大其词,将他削爵幽禁,到今还在高墙之中。

  皇十五子在十四阿哥召回京后,封为贝勒,代守景陵,八年二月晋为愉郡王,但守陵等于放逐,所以第二年就抑郁以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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