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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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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五子恒亲王是九阿哥的同母兄，也是宜妃的长子，为人谨慎小心，总算平平安安，但抑郁寡欢，与诚亲王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一直成为疑案。 皇十子敦郡王，在皇帝看，他亦是八阿哥、九阿哥一党，所以早在雍正二年四月，便以小小的罪名，张大其词，将他削爵幽禁，到今还在高墙之中。 皇十五子在十四阿哥召回京后，封为贝勒，代守景陵，八年二月晋为愉郡王，但守陵等于放逐，所以第二年就抑郁以终。 最骇人听闻的是皇帝的第三子，实际上亦就是皇长子弘时，在雍正五年八月初六，突然暴死，传说是皇帝所杀。 上谕中只说皇三子弘时年少行事不谨，削爵除去宗籍，接着便宣布了弘时的死讯。其时是雍正五年八月初六。 弘时之死，引起了许多流言。一说是他为人耿直，对于皇帝诛除异己，屠戮手足，颇有反感，一次公然批评皇帝做得过分，以致奉旨赐死。 又一说是弘时秘密加入了天主教。而为皇帝所痛恨的贝勒苏努，全家皆奉天主。皇帝降旨干预时，竟然表示：“甘愿正法，不能改教”。此时苏努以“涂抹圣祖朱批奏折”的罪名，为刑部定罪“应照大逆律，概以正法”。于是弘时为苏努求情，说苏努的子孙有四十人之多，如果一概正法，未免过苛。又说信教亦不算不忠，孝庄太后不就以汤若望为教父？再一追问，原来弘时亦已受洗。皇帝勃然震怒，认为非采取决绝手段，不能将自己的地位凌驾于天主教之上。所以一面以苏努子孙“多至四十人，悉以正法，则有所不忍；倘分别去留，又何从分别”为词，“暂免其死”。一面杀了自己的儿子，以为大臣再入天主教者戒！ 又有一说是，弘时与他的弟弟弘历不和，泄漏了弘历的秘密。弘历在皇帝心目中，至重至宝，因为先帝曾称许弘历“福大过我”，皇帝认为这就是先帝默许他大位的明证。若非如此，弘历之福，何能大过祖父，起码也要做了皇帝，福气才能跟祖父相提并论。而要弘历做皇帝，自然又非让弘历之父做皇帝，统绪才能相接。 因此早在雍正元年，祈谷大祀礼成，皇帝便召弘历入养心殿，将祭品中的神胙，特赐一器，暗示付托之本，让他承福受祚。 到了这年秋天，皇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宣谕满朝文武，道是“皇考在日，曾经降旨给你们诸大臣，在万年之后，一定选一个坚固可托的人，为你们作主，一定会让你们心诚悦服。我自即位以来。上念列祖列宗付托之重，夙夜兢兢，唯恐不克负荷。从前我在藩邸时，待人接物，无猜无疑，饮食起居，不加防范。但那时候未任天下之重，今类比昔，哪里可以疏忽？” 接着又说，先帝为了二阿哥之事，大为忧烦。惩前毖后，他不能不预作筹画，只是先帝已有不立储的指示，所以他不能特建东宫。不过，皇位的继承人，他已经选定，亲笔写明，封在锦盒之中。这个锦盒摆在乾清宫世祖御笔“正大光明”这块匾额后面，这是全宫最高之处。锦盒也许摆在那里几十年，也许几个月。只要他一死，受顾命的大臣，就得立刻将锦盒取下来照他指定的皇子，拥护即位。 不管他此举的作用是暗示储位已定，还是当时手足之间，情势险恶，深怕一旦遇刺，继位无人？但大家都相信他所写的名字是已被封为宝亲王的弘历。 到了雍正五年，凡是反对的他的弟兄及大臣，死的死，幽禁的幽禁，最后连他亲生之子，在他认为不能再留在世上时，亦像太祖杀长子褚英那样，毅然决然地处了死。乾坤大定，皇位已如盘石之固，可是另一桩恼人之事发现了。 不是他独有的发现，只是通国皆知，最后才让他知道，他已经有了四款播传人口、宣扬四海的人伦大罪：“谋父”、“逼母”、“弒兄”、“屠弟”。 他本来以为宫禁秘密，只有京中少数人知道，一方面厉行钳制，一方面修改有关的文献纪录，可以遮盖得很严密。哪知道历年以来，各王府下属被充军的，沿路为他“卖朝报”，沸沸扬扬，成了头号大新闻。尤其是充军到广西的，取道湖南，所经之处，颇多人口稠密的集镇，那些被充军的，一到了宿店，头一件事就是高声招呼：“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新皇帝冤枉我们，只有老百姓能替我们伸冤！”又说：“至多问我们的罪，那好封我们的口。”等百姓聚拢了，便大谈新皇帝的新闻。听的人目瞪口呆，但是要不相信又何可得？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有那么大的胆造这种谣言，而况讲这些新闻的又不止一个人，更何况没有官，没有兵去禁止他们不准这么说！ 解送的官兵，早受了笼络，也是出于同情，不会去干预他们。地方上的小官，不知他们是何来头，又是这种“疯话”，不敢干预。高高在上的封疆大吏，得到报告，装作未闻，因为这些事管不得，一管就会有极大的麻烦，皇帝问一句：既然如此，你何以不拿他们即时抓起来？试问何词以答？反正只是路过，住一宿，打个尖，送走了不就没事了？ 不久，由于一桩文字狱，牵连出许多宫廷内幕，皇帝才知道自己在天下子民心目中，竟是如此不堪的一个人物！ ＊＊＊ 本来文字狱在雍正朝已非一件，最早是查嗣庭典试江西获罪。有人说他出了一个题目，叫做“维民所止”。有人告他，“维止”二字，乃是雍正去头，大不敬，因而被诛。 又有人说，查嗣庭做了一部书，叫做《维止录》，说是取明亡如大厦将倾，得清维持而止之义。其实不然，内中所记，多是宫廷暧昧，第一页就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口，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由这语气，可以想见，对皇帝是不会有好话的。 又有一说，查嗣庭书法名震海内，有个满洲大官想求得他的一幅字，托琉璃厂设法。琉璃厂转托了查嗣庭的小厮，许以重酬，那小厮求主人，查嗣庭答应了他，而半年不替人家写。琉璃厂天天催逼，那小厮怨恨不已，一天深夜看主人屋中有灯光，从门缝中悄悄张望，但见查嗣庭秉笔疾书，写完，将一本册子藏在书架最后层，那小厮便偷了出来交给琉璃厂，因而起祸。 逮捕查嗣庭是在深夜，全家十三口，无一幸免。书中有一条记浙东有个小市镇，叫做诸家桥，有个村学究，在当地的关帝庙题了一副对联：“荒村古庙犹留汉，野店浮桥独姓诸”。诸、朱同音，显然未忘大明天下，因而亦受株连，村学究冤枉送了一条命。 文字狱大都发生在江浙，惟有曾静一案发生在湖南。有个举人叫曾静，遣他的学生到川陕总督岳钟琪那里去投书，劝他举义反清。他说岳钟琪是岳武穆的后裔，而清朝为金之后。岳飞与金兀朮是死对头，岳钟琪不该为清朝效力。其中又谈到皇帝是如何不堪，有谋父、逼母、弒兄、屠弟种种极恶大罪，根本不配为君。 岳钟琪如何能接受这种举人的议论，立刻检举。皇帝特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到湖南，会同巡抚王国栋提曾豁审讯，这一下又牵连到浙江名门的一个已故遗民吕留良。 原来曾静是吕留良的学生，当捕获到，严刑审讯时，曾静自道他的种族之见，得自师傅。于是已死多年的吕留良，复受株连。他有个儿子叫吕葆中，是康熙四十五年的探花，即令身死，也跟他父亲一样，不能免祸。 此案株连甚广，从雍正七年开始，直到雍正十年年底，方始结案。而结果令人大出意外，凡受牵累者，诛戮甚惨，吕留良剉尸枭示，财产入官，吕葆中亦复如此。另一个儿子吕毅中斩立决，其他家属充军的充军，为奴的为奴，独独元凶首恶的曾静、张熙师徒，独邀宽宥。 皇帝作此出人意表的措施，是有一番解释的。他说：曾静、张熙大逆不道，以情罪而论，万无可赦。但他不杀此二人，实有隐衷。 隐衷是什么？是保定岳钟琪。当张熙奉师命到岳钟琪那里投书以后，岳钟琪惊惶过甚，处置方面，并未细细筹算，随即邀集巡抚西琳、臬司硕色，在密室中严审张熙，要查出主使之人。 那知张熙的口风极紧，上了刑器还是不肯吐露。过了两三天，岳钟琪情急无奈，只好想了个骗张熙的法子，答应他起事反清，但要他将主谋的人请来主持大事，为了取信张熙，设下香案，盟神设誓，张熙方将曾静的姓名供了出来。 皇帝说，当时岳钟琪将经过情形奏报到京，他看了之后，大为动容。岳钟琪诚心为国，发奸摘伏，不惜与奸人盟誓，实在令人感动。如今要杀了曾静、张熙，岂不是让岳钟琪违背盟誓，不得善终？所以不能不网开一面。 何况，曾静不过僻处乡村，为流言所摇惑，捏造谣言，诽谤君上的，实在是阿其那、塞思黑门下的凶恶之人，发遣到广西时，一路造谣。如非曾静案发，皇帝何由得知真相？ 这意思是皇帝认为曾静给了他一个解释谣言的机会，将功折罪，所以宽宥。事实上，皇帝确是因此而作了一篇空前绝后的文章，题目叫做《大义觉迷录》，就外间所说的谋父、逼母、弒兄、屠弟四大款罪名，一一申辩，详尽非凡。 皇帝自信过甚，大逞辩才，那知效果适得其反，真合了“欲盖弥彰”这句成语了。 从《大义觉迷录》颁行以后，四海臣民无不知皇帝有此渐德，凡是跟皇帝亲近的人，则无不替他难过。于是怡亲王允祥在勤劳过度与中怀郁结的外感内伤交迫之下，一病不起。 怡亲王允祥死于雍正八年五月。这在皇帝是一件非常伤心之事！皇帝没有几个真正有感情的亲人，允祥是其中之一。因此饰终之典，逾越常度。 死后的第二天，皇帝亲临奠酒，随即颁了一道上谕：“怡亲王薨逝，中心悲恸，饮食无味，寝卧不安。王事朕八年如一日，自古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朕待王亦宜在常例之外，今朕素服一月，诸臣常服，宴会俱不必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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